湯唯被騙21萬短信內容曝光 只有這幾個字

日前，湯唯在大陸上海拍戲時遇到電信詐騙，被騙走人民幣21萬餘元。 （徐長樂 / 大紀元）（記者李平綜合報導）
        日前，湯唯在大陸上海拍戲時遇到電信詐騙，被騙走人民幣21萬餘元。這條讓湯唯上當的短信引起眾人關注，「欠了一筆錢，不投案要罰款」，被騙21萬短信內容竟只有這幾個字。目前此案正在調查中。
        據《鄭州晚報》報導，1月13日，有媒體爆出其上當細節：「湯唯當天接到『公安』電話，直指她的存款有問題，如果想避免刑責，必須將錢存入『警方』的戶頭，她絲毫沒有起疑，等到事後才發現被騙。更慘的是，片場全劇組的人都收過自稱『上海市公安局』發來的類似短信，但真正受騙上當的只有她一人。」
        有媒體報導稱，湯唯所在的《三城記》劇組羅姓導演說，近日全劇組都收到聲稱公安機關發來的短信，短信內容為「欠了一筆錢，不投案要罰款」，沒想到湯唯真的中招了。
        而湯唯在受騙當日去銀行辦理業務，同時辦理了網銀，而被詐騙的錢款正是其後她通過網上銀行轉賬出去的。據悉，當天湯唯正在上海松江的車墩影視基地拍戲，下午她接到一個電話後，去銀行辦理了相關業務。事後發現遭遇了電信詐騙，損失約21萬餘元人民幣，湯唯隨即向上海松江警方報案。
        報導稱，松江警方證實，11日下午16時許，松江警察接到被害人湯唯的電話報案，自稱被電信詐騙21萬餘元。目前案件正在偵辦中。
電信詐騙在大陸時有發生
        據《廣州日報》報導，廣州70歲的張女士同樣在1月11日週六遭遇電信詐騙。她介紹，當時她接到自稱郵局的電話，說她有一封掛號信不能送達，騙取了她的身份證號碼。
        對方知道了張女士的年齡，便詐騙稱，張女士的賬戶被犯罪份子利用洗錢等，並要求她轉賬到「安全賬號」。
        杭州曾經一天就連續發生九起短信詐騙案件，電話欠費、購車退稅等，騙子共捲走544萬元。成千上萬的短信騙子們估計每年非法獲利200億以上。
中共強制實施手機實名制被指監控民眾
        據官媒新華網報導，近年來出現了19種電信詐騙類型。其中包括：使用任意顯號網絡電話，冒充郵政等撥打電話，騙取受害人向指定賬戶匯轉資金；盜取ＱＱ號等冒充熟人詐騙；以網銀密碼器升級為由，誘使登陸虛假網站盜取賬戶、密碼；網上發佈電腦、車輛等轉讓信息，誘使繳納定金、手續費等；誘使掃描二維碼圖形（實則木馬病毒）詐騙；通過「釣魚」網站獲得受害人銀行賬號等信息，偽造身份證，補辦受害人手機卡，通過網銀快捷支付渠道進行消費或轉賬；虛構消費退稅詐騙；以提供低息貸款為誘餌，以支付手續費、預付利息等名義詐騙。
        中共工信部去年發佈《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從9月1日開始強制施行手機和固定電話實名制。官媒報導稱之為「史上最嚴格電話實名制」，並稱此舉可解決垃圾短信和電信詐騙。但該《規定》明確表示，此舉目的就是遏制民眾的網絡行為，對中國不具有實名信息的2.8億手機用戶進行管控。
        目前，電信網絡詐騙沒見減少，反而很多網絡曝光天災人禍真相的網絡人士先後被拘留，歌手吳虹飛的一句網絡感慨亦被當成違禁言論而被抓，微博「大V」薛蠻子被抓事件，引民眾議論紛紛，認為中共的管控已經無孔不入，令人忍無可忍。
        有民眾稱，實名制的目的就是管制言論。民眾su5999大魔王稱，這樣更有利於信息審查吧，到時給投拆狗官的人民小心會遭到報復哦！民眾破碎流年稱，中共打壓平民百姓最在行，到處是被出賣的個人信息，還甚麼實名制，怪不得百姓都在說無能的中共政黨只有靠不擇手段執政，特別是天朝！
        特洛一木馬稱：「我看不是甚麼垃圾短信和詐騙電話吧，而是想哪個用手機發政府不想發佈的消息，當謠言馬上把他抓起來，牢底坐穿。」
【大紀元2014年01月16日訊】（責任編輯：孫芸）

大陸銀行欲出破產條例 百姓忙「存款搬家」

日前，中共央行和中共銀監會分別傳出「存款保險制度準備就緒」及「醞釀加快推出銀行破產條例」的消息。專家稱，明年恐怕有中小銀行破產，引發大陸民眾對銀行破產的恐慌情緒，不少民眾忙於「存款搬家」。（大紀元合成圖片）（記者李雙報導）
        日前，中共央行和中共銀監會分別傳出「存款保險制度準備就緒」及「醞釀加快推出銀行破產條例」的消息。加上央行此前透露出的消息稱，實行存款保險制度後，若銀行破產，儲戶在單個銀行的存款最大賠付額度為50萬元，引發大陸民眾對銀行破產的恐慌情緒，不少民眾忙於「存款搬家」。
大陸銀行破產勢在必行 民眾忙「存款搬家」
        據多家陸媒報導，中共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日前在「北大經濟國富論壇」上表示，銀監會正醞釀加快推出銀行破產條例。閻慶民表示，「未來要讓市場說話、讓資本說話，如果商業銀行最後資不抵債，就會退出。」
        存款保險制度一直被視為大陸銀行破產的前奏，在2014年1月9-10日召開的2014年中共央行工作會議上，央行表示存款保險制度的各項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這是大陸存款保險制度討論多年後，央行首次就這一制度發出明確的「就緒」消息。
        允許銀行破產倒閉，意味著國家不再為儲戶在商業銀行的存款兜底。作為企業，大陸商業銀行的國家信用隱性擔保，在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後即將結束。一旦有銀行破產，儲戶的存款將由存款保險機構賠償。
        據有關消息透露，按中共央行設計的存款保險制度，儲戶在單個銀行的存款，最大賠付額度可能是50萬元，超出部份不能獲賠或按比例賠付。此外，限額保險賠付金額究竟是包括本金和利息在內，還是只賠付本金，目前尚無明確信息。而國際通行的賠付標準，理財產品、企業存款不屬賠償範圍內。
        據某網站統計數據，有57%的網友認為允許銀行破產是好事。但也有不少人表現出擔憂：「以後在銀行存錢都不安全了，我們的錢還能放哪兒？」
        儘管關於賠付上限50萬的說法，尚未獲得官方正式認可，商業銀行破差條例還沒有具體時間表，但在大陸各地銀行辦理業務的人群中，不少在辦理轉存業務，把超出50萬的部份分散到其它銀行。
中小銀行受衝擊更大 民眾買理財產品須小心
        實施存款保險制度後，意味著銀行需要增加一筆不小的保費支出，對於中小銀行尤其如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存款保險制度的推行，即是部份中小銀行破產的前兆。
        對於大陸中小銀行來說，目前的盈利渠道主要利用「存貸利率差」來獲取利潤。而通過「存貸差」來獲利，最根本的就是存款，但這些銀行大概80%資金是來自於理財，銀行間市場借款和同業存款，來自於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存款比例非常小，大概只有20%。
        因此，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國家不再「兜底」，對於中小銀行來說，衝擊遠大於國有大銀行。
        2013年11月2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高級官員方星海在某經濟論壇表示，目前在流動性緊張的情況下，理財產品利率不斷上升，中小型銀行為了爭奪資源，比四大銀行還敢於提升理財產品的利率。但這些銀行的基礎資產可能無法維持這種高回報率，導致虧損甚至破產。
        他還表示，信託理財、委託貸款和影子銀行的產品，目前雖然不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但發生問題終會回到銀行身上。如果這些中小型銀行繼續這樣下去，或許明年就會發生破產。
        一旦中國大陸允許銀行破產，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之後，以後大家買理財產品時就要想一下了，因為隨保對象是儲戶的各類存款，但不包括在銀行購買的理財產品或其他投資產品。也就是說，該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極有可能隨著銀行的「破產」，血本無歸。
【大紀元2014年01月17日訊】（責任編輯：孫芸）

宋祖英24年首度無緣春晚 事情鬧大了

宋祖英24年首度無緣春晚近日成熱門話題，中共黨媒新華網就此持續刊發文章，再貶宋祖英，再揭江澤民、宋祖英淫亂醜聞，為外界關注。自中共十八大前後江澤民失勢至今，中共黨媒打壓江澤民姘頭宋祖英，曝江宋淫亂醜聞已成常態，成江失勢風向標。 （網絡圖片）（記者楊一帆報導）
宋祖英24年首度無緣春晚近日成熱門話題，中共黨媒新華網就此持續刊發文章，再貶宋祖英，再揭江澤民、宋祖英淫亂醜聞，為外界關注。自中共十八大前後江澤民失勢至今，中共黨媒打壓江澤民姘頭宋祖英，曝江宋淫亂醜聞已成常態，成江失勢風向標。
大陸門戶網站騰訊網1月15日發佈獨家報導稱，已經在央視春晚舞台上連續唱24年的宋祖英，將徹底無緣馬年春晚。宋祖英將於大年初二參加紐約愛樂樂團的音樂會，因此，她不可能再參加央視馬年春晚，時間上也不允許。
此前大洋網曝光了2014馬年春晚節目單，演出名單內沒有宋祖英。宋祖英從1990年開始每年必上春晚，今年宋祖英不上春晚，內中隱情引起外界猜測：是2014春晚馮小剛棄用宋祖英，還是馮小剛接到了甚麼「指示」？
中共黨媒就春晚連續敲打宋祖英
1月15日，中共黨媒新華網發展論壇刊登了「你覺得遺憾嗎？宋祖英被曝將缺席馬年春晚」調查。調查結果顯示，4834票表示不遺憾，占總票數的77.79%。
網民還表示，她遺憾，觀眾決不遺憾！／名人要自愛。／做人要清白，人生不能有污點……/老面孔了，誰願意看啊！再說唱的也不好聽，像夜貓子叫。
1月16日，中共黨媒新華網發展論壇刊登網文「宋祖英缺席「央視春晚」幕後真相」。文章稱，自從馮小剛入駐央視春晚導演層後，以前央視的春晚常客很多都被淘汰或太累需要休息去了。文章質疑，宋祖英將參加紐約愛樂團音樂會，不過同樣是工作，為甚麼宋祖英不選擇央視春晚？
1月16日，新華網娛樂欄目轉發《天府早報》的文章<傳宋祖英24年首次無緣春晚 長腿韓星李敏鎬獲邀>一文。文章稱，1990年，一曲《小背簍》讓宋祖英在春晚嶄露頭角，一唱就是24年。而這24次登台中，宋祖英的表演形式十分多樣，2013年春晚，她和席琳．迪翁合作《茉莉花》受關注。
1月16日，新華網發展論壇發表題為<是誰不讓宋祖英上馬年春晚了？>博客文章。博主皇城一兵文章中質疑：宋祖英是春晚的一顆長青樹，突然消失在馬年春晚，是誰不讓宋祖英上春晚了？
文章稱，宋祖英因大年初二參加紐約愛樂樂團的音樂會而不能參加央視馬年春晚，儘管這理由聽起來順理成章，但春晚是任何演員不可多得的機會，星光日漸暗淡的宋祖英更是不願錯過良機。因此，宋祖英「捨魚而取熊掌」，可能另有隱情。若央視力挺宋祖英上春晚，她自己也沒有權力置全國觀眾而不顧。
高級黑諷江澤民：「有一年逾八十老翁吃不下飯了」
1月16日，新華網發展論壇在登載<是誰不讓宋祖英上馬年春晚了？>博客文章時，還在文章開頭前列出了文章提要，而提要的內容竟是高級黑江澤民和宋祖英淫亂醜聞的。
博文稱，宋祖英缺席馬年春晚，春晚將流失許多「英絲」的關注，甚至有的連除夕都過不爽。並列出一個「真實故事」稱，「有一老翁，是鐵桿「英絲」。雖年逾八十，身體多病，每年新年前後，精神不佳，經常臥床，但只要除夕之夜，看到宋祖英在春晚上的倩影，聽到她的歌聲，立馬精神煥發，翻身下床，目光如炬，直盯熒屏，而且胃口大開，初一餃子多吃半碗。『宋祖英不上春晚了，不知臥床的老爺子，還能否起床看春晚、過好年？』其子既傷感又無奈地說。」
江澤民宋祖英淫亂醜聞舉世皆知
1991年央視春晚，宋祖英怯生生演唱了一首《小背簍》，被爺爺輩的江澤民看中。宋在得到江的寵幸後，被調到了海政歌舞團，住在海政的招待所裡。之後江經常晚上到海政招待所與宋幽會，江、宋姦情在海政歌舞團成了公開的秘密。
宋祖英在江澤民得勢時期「紅得發紫」 ，呼風喚雨，每年春晚唱「壓軸」。宋祖英在央視的演出、播出有特權，唱甚麼歌，一切由她自己決定，央視的任何導演、領導和中宣部等上級部門均不得過問。江澤民還要求央視在轉播宋祖英的演唱時，不許中途把鏡頭掃向台下老幹部，以保持這個節目絕對的完整性。
宋祖英還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特殊通行證「紅卡」，擁有國家一級演員、中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各種頭銜及「少將」軍階，國內外出盡風頭，而江宋淫亂醜聞也因此舉世皆知。
中共「十八」大後，隨著江澤民的失勢，中共黨媒明批、暗諷、高級黑曝光江宋淫亂醜聞，明損暗貶宋祖英已成常態，2013年蛇年春晚，宋祖英淪為陪唱，成江澤民失勢風向標。
【大紀元2014年01月17日訊】（責任編輯：孫芸）

中共「鎮反」運動殺人如麻 民眾恐懼如寒蟬

★一個非法掠奪得的垃圾政權，別奢望會有容人容己之量，只懂鎮日窩裡鬥，對外出口砲，講國情；對內批父母朋友，姦女兒，說錢權；如此政權，丟到地獄也不收容！

中共「鎮反」場面。（網絡圖片）

1950年2月10日， 曾任國民黨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39集團軍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特委會主任的王陵基乘船去重慶途中至江安被中共抓獲。（網絡圖片）

毛澤東親自批准，殺害北伐抗日英雄、寧死不屈的白崇禧桂系鋼7軍軍長李本一中將。畫像中是李本一紀念1937年淞滬會戰後期，鋼7軍為掩護國軍主力和浙江省政府安全轉移，在富陽阻擊日軍的詩詞。（網絡圖片）

王陵基，曾任國民黨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39集團軍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特委會主任。中共攻佔成都時，王帶隨從20餘人逃離成都，隻身逃至宜賓，1950年2月10日， 王乘船去重慶途中至江安被中共抓獲。圖為川西日報1950年2月11日刊登王陵基被捕消息。（網絡圖片）（記者古春秋綜合報導）
中共以血腥暴力奪取政權，毫無合法性可言，在建政之初，民心不服，無論城市還是鄉村，都遭遇到連續的、相當激烈的反抗。中共對於這些反抗的全面鎮壓，始於朝鮮戰爭的爆發。在毛澤東1951年1月17日發動的「鎮反」運動中，中共荒唐地制定殺人指標和殺人比例，各地掀起腥風血雨，中共1952年底公佈，有240餘萬人被其屠殺，而有文章稱，實則遇害的軍公教人員最少在500萬人以上。這場屠殺的直接後果，就是民眾對中共的殘暴統治噤若寒蟬，對共產黨的恐懼深深植入到骨子裡。
中共政權不穩 殺人立威
據大陸史學家楊奎松《「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朝鮮戰爭的爆發是中共大規模「鎮反」的直接誘因。
中共建政初期，立足不穩，民心不服，各地爆發的反抗相當激烈。中共對此沒有力量全面撲滅，1950年6月，毛還對中共黨內說不可以四面出擊。幾個月後，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北朝鮮軍隊的失利，中共準備出兵，毛認為機會來了，他把朝鮮戰爭當作徹底清除大陸與中共相敵對勢力的「千載一時之機」。就在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決定出兵朝鮮的兩天之後，毛在10月10日親自主持通過了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決定在中國大陸全面部署大規模的「鎮反」運動。
中共在出兵朝鮮的同時，要在國內殺人立威。
中共偽裝寬大 請君入甕
朝鮮戰爭的爆發只是中共大規模殺人的藉口，它早在1950年初，就在很多地方開始佈置。中共在剛剛進城奪權之時，沒有力量全面應付激烈的反抗，於是它最初的做法是「偽裝寬大，請君入甕」。
奪取政權之前，中共的領導人講過三句話，「首惡必辦，協從不問，立功受獎」。
中共在1949年過長江以前，曾經公佈過戰犯名單，這份名單後來越來越長，包括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裡面比較高一點的領導幹部，全部上了中共的戰犯名單，成為其要追索的對象。
不但中共中央發了這樣的名單，各省還有各省的戰犯名單，往下還有縣的戰犯名單。縣的戰犯名單發出來以後，有兩個作用：第一個就是上了名單的，成了中共要追捕的最重要和它認為最危險的對象；第二就是它給人一種錯覺，好像不在名單上就沒有問題，共產黨不會清算你，起到了一種麻痺的作用。
中共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第一個步驟就是「偽裝寬大，請君入甕。」那麼在公佈戰犯名單之後，很多人就產生了很多錯覺，以為不在名單上面，就不是中共要追捕的對象，所以不用擔心。實際上，中共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到各個地方接收縣城的阻力，安撫人心，就是欺騙這些人上當。
一旦中共進城掌握政權之後，它就叫這些原國民政府的軍公教人員寫交代材料，交待歷史，老老實實交代，過去參加沒參加過國民黨，參加沒參加過其他政治組織，這些組織跟共產黨是甚麼關係，對共產黨是甚麼態度、甚麼立場，清清楚楚交待。
大部份的公教人員，都是本分的老實人，特別是中下階公教人員，他們非常合作，老老實實寫材料，而且很多人當時為了爭取中共的認可，寫的非常詳細，結果沒想到這是中共請君入甕的手法。
所有與中共調子不同的人 均在打擊之列
中共「請君入甕」的事情準備的差不多了之後，緊跟著就是法律條例的提出。
1950年7月26日，中共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
中共推出這個指示以後，各省、縣、市制定了許多相應的東西，其中有兩個就是「特務份子登記自新辦法」和「黨團份子登記自新辦法」。
所謂「黨團分子」，裡面大有文章，意指中共組織之外的一切的黨派組織，凡是參加過國民黨的、青年黨、民社黨或者其他的，一律都叫做反動黨團，這些全部都要來登記。
中共對權力非常敏感，任何與中共不在一條軌道上面、不同調的人，都會受到懷疑，而且中共的疑心非常之重，非常之強，強到最後不把人打下去、抓起來或者殺掉，中共就不會放心。
所以對於黨、政、軍、憲、特全部在打擊之列，具體作法就是所謂的登記自新，中共公佈這些辦法，就是讓人自己對號入座，共產黨讓人自投羅網，讓人自己來登記。
中共推出「懲治反革命條例」 沿用幾十年 殺人無數
中國共產黨在進城之後，為了要鞏固它的統治，發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在一步步推出法律、指示之後，在1951年2月份，它正式提出一個「懲治反革命條例」，這個條例一用用了四、五十年，殺人無數。
這個「懲治反革命條例」文字不多，有十來條，幾百個字，可是它的網眼非常密，密到只要反對中共主要政策的、批評領導的、講這講那閒言閒語的，都有可能拉去或者殺或者關或者管。這個東西推出來之後，其實就補充前面這些東西，所以看起來好像殺人就有了這麼一個依據了。
具體執行人為迎合中共 加重迫害
更可怕的是為討好、迎合中共，有些中共的官員將本來就非常嚴酷的條例推行到極端。當時司法部長史良，是一位女性，原是親共反蔣的「民主黨派人士」。
史良在「懲治反革命條例」出來之後又補充了幾句話。中共在奪權進城之前說過：「首惡必辦、協從不問、立功受獎。」
史良對這三句話做了從新詮釋，她說：“第一，我們要注意，首惡可能不只一個人，所以大家注意不要讓其他首惡跑掉了，抓了一個漏了很多。第二，次惡我們也不能不問，次惡如果情節重大，我們也一定要辦理。”所以這已經改變了原來的第一句話。第二對協從犯不能寬大無邊，寬大無邊是錯的，那第二句話又被推翻掉了。
中共原先定的打擊面已經很寬，「懲治反革命條例」的網眼已經非常密了，被史良再從嚴解釋之後，這些人基本上無路可走。
她還補充說，在懲治反革命問題上，沒有甚麼預謀、已遂、未遂之分，任何人凡是有犯意的，都可以判斷成有問題的，都可以抓過來。這樣，所謂的反革命、不反革命跟行為無關，而跟意圖有關，人的意圖不一定會表露出來，而只要中共判斷你有這個意圖，就可以去打你，這就非常可怕了。
國軍成為中共打擊的重點
國民黨、國軍和原國民政府的警察都成為中共的打擊對象，而軍隊尤其是重點。
國民政府的軍隊在中共看起來大概殘餘的部隊有三種力量。第一種，就是在外面還可以自由活動，甚至可以佔據山頭進行武裝抵抗的原來國民黨殘餘部隊；第二種是投降部隊，巳經舉槍投降，放下槍舉手投降收編過來的投降部隊；第三種是背叛國民政府，投靠中共的部隊。
表面看，中共把原來的國軍分成三類，對這三類看起來處理不同，其實後來處理手法都非常相近。因為中共懷疑一切，這些人中共不會相信。共產黨對權力是非常敏感，它對人的懷疑度是非常高的，任何人只要不完全跟它保持一致，它就懷疑，共產黨在這方面格外過分。
對這三支部隊不管是殘餘的、投降的、甚至背叛國民政府的，它都要想辦法處理。第一種處理手法就是在朝鮮戰爭中把它消耗掉，就是把這些人推上朝鮮戰場當砲灰打掉。所以在當時韓戰打完之後，美軍抓了很多俘虜，當時抓了一萬多人。
一萬多人裡面美軍做了各別調查，問他們選擇到哪裏去，中間有一萬四千人選擇到台灣，或到其它地方去，不願回大陸。其他回到大陸的下場通常非常悲慘，被殺、被關、被管而且後來家人都受到非常嚴重的連累。
中共制定殺人指標和殺人比例
1951年1月，隨著朝鮮戰爭的發展，中共黨魁毛澤東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等大城市和各省省城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要求「必須有計劃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中共還荒唐地制定殺人指標。1951年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
毛澤東對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 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3000人左右；「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3 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計劃，準備在已經處決150人的基礎上，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馬上指示各地傚法。
本來並不希望多殺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經逮捕1068人和處決100多人基礎之上，再逮捕1萬人，處決其中的3000人。先「殺兩千後再視情況決定」。此後，上海加大「鎮反」力度，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幾天就處決一批人。
為了落實殺人指標，毛澤東還指示下放批准殺人的權限。毛儘管也說過「不可捕錯殺錯」，但是他更重視的顯然是完成殺人指標。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過指標殺人。
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調，爭先恐後大開殺戒。廣西柳州專區要求殺人口的千分之五，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僅中共廣西省委和公安廳當時統計，在處決的人當中，可殺可不殺的人佔了30%左右。僅僅廣西軍區統計數據（不包括廣西省地方公安局統計）就有3萬4千多「反共救國軍」官兵被殺，其中包括參加過北伐抗戰的國軍高級將領。
朱自清共諜之子死於中共「鎮反」運動
中共在鎮反中製造了曠古未有的冤假錯案，中共1952年底公佈，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軍公教人員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
朱邁先是現代文學家朱自清先生的長子，朱邁先也具有深厚的文學功底，但他沒有沿著文學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受中共虛假理論蠱惑，加入了中共。
抗戰期間，朱邁先受中共指派，潜伏进入國民黨軍隊，參加了白崇禧指揮的桂南會戰。國共內戰期間，他策動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背叛國民政府成功，之後在一所中學任教。然而，朱邁先對中共的賣身投靠，並沒有得到好結果。中共掀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也波及到朱邁先。1951年11月，朱邁先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寧縣法庭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時年33歲，身後留下了三個幼小的孩子。
受中共蠱惑背叛國軍的軍人大量被殺
事實上，在當年那場運動中，類似朱邁先被冤死的人並非少數，不僅大批國民黨投靠過來的人員被打成了反革命，而且那些曾接受中共領導，但具有灰色掩護的地下武裝人員，也被列入「殺」、「關」、「管」的名單之中。
比如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組幹部靠「逼供信」懷疑當地有「反共救國軍」，因此相信以劉為首的當地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勵淬學友會等組織，即系「反共救國軍」及其外圍，進而將劉定為 「匪特頭子」、「惡霸地主」，結果200餘人受到株連，許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槍斃，5人被判刑，4人被開除公職，1人下落不明。
再如國民黨的一些著名叛將，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那些受中共蠱惑而背叛國軍投入中共軍隊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二點二萬人，而他們中一大批曾參與了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
鎮反的最直接後果，就是加強了中共的極權統治，也使中國人在經歷了土改和鎮反運動後，開始對中共的統治噤若寒蟬。
鎮反意欲掩埋一個血寫的真相
中共發動「鎮反」運動，其另外一個目的就是掩蓋歷史真相，讓能夠記載歷史真相的人付出生命的代價。
1946年，李本一任師長的白崇禧桂系鋼軍連續發動泗縣戰役、兩淮戰役，擊敗數倍於己的陳毅粟裕共軍，陳粟共軍逃到山東。中共竊國後，毛澤東親自批准，殺害北伐抗日英雄、寧死不屈的鋼7軍軍長李本一中將。
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賣國表現以及在三年內戰中的卑鄙無恥，國民黨軍隊是直接的見證人。
而中共的鎮反運動，目的就是大肆屠殺國民黨抗日軍官。中共知道，留著這些民族精英，就等於留著抗日戰爭的真相和國共內戰的真相。不僅毛澤東標榜的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日戰爭最終會毀於這些民族精英之口，毛澤東的「小米加步槍打敗了國軍的飛機加大炮」的說法也就成為了誰也不相信的胡吹。
歷史是由懂得書寫的人寫的，沒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不可能書寫歷史，國民黨的軍官或多或少都有點兒學問，這些有點兒學問的人之中，肯定會有人寫出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真相，成為中共屠殺的對象。
中共殺人立威 百姓噤若寒蟬
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鎮反中中共殺人如麻的目的不僅在於殺掉潛在的敵人，而且在於讓整個國家懼怕共產黨。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李肅的採訪時說：「（殺人）強化了它的政權，使得那些人不要說從事任何反抗，連那個心都不敢有了。徹底摧毀一切反抗、反對者 、或者那種潛在的反對者那種反抗的意志，使你覺得根本就不可能。」
「中南海厚黑學」一書的作者陳破空也說：「經過這些『三反五反』、鎮反、土改、土改複查之後，全國可以說是鴉雀無聲、人人噤聲，人人都恐懼共產黨。這種恐懼感一直到今天都還深植在中國老百姓的骨髓之中。這種恐懼的結果就是：中國老百姓認為共產黨的獨裁是理所當然的；當局是可以放手鎮壓的；民眾是只能小心翼翼的。當民眾說了話，做了事，受到了當局的鎮壓的時候，民眾往往認為是自己的錯，往往是自己沒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表示，以後的中國人逐步習慣了共產黨殘酷的統治方式：「最大的負面（影響）就是使人慢慢地習慣這種殘酷。而且可以習慣到這個地步，以至於這麼多人會相信，如果沒有這種殘酷，社會就亂了，就不行了。他都會相信到這個程度。就像現在很多人都知道共產黨是個壓迫性政權，但是說，哎呀，要是沒有那麼壓迫性的政權，那中國就亂套了。他都可以相信到這個程度。這種大規模不間斷的鎮壓可以使人們對這種理性的、正常的人際關係、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大紀元2014年01月17日訊】（責任編輯：劉曉真）

習近平是在向右轉嗎？

★（2013年）十二月中旬以來，崇毛活動突然轉向，接著又放出周永康謀反的嚴重罪行消息，且有江澤民出手抓新四人幫的傳聞，究竟是「出口轉內銷」，還是「打右燈，向左轉」？中共向來權謀詭詐，有待觀察。

●毛澤東1966-10-1 文革高潮，在天安門。        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與公報似乎出自兩個不同司令部那樣，三中全會後的中國政局也令人眼花繚亂。由於毛澤東是中共的「老祖宗」，因此如何對待毛，是衡量政局是左還是右的重要指標。
        首先一個「意外」是，十二月十日，原定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大型文藝晚會——《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被取消。理由是內容被要求審批，但報批已經沒有時間。而取代它的是一場名為《歌唱祖國》的二○一四年大型新年文藝晚會。
毛冥誕晚會叫停，是什麼原因？
        問題是，哪一個大型文藝晚會的節目不需要審批？難道紀念毛澤東，可以不審查嗎？更奇怪的是，馬上就有《歌唱祖國》的節目取而代之。它不需要審查，或者早已審查？可見「審查」之說，根本不是理由。這樣一來，經過長時間籌備的毛壽紀念會如何交代？還是就此甘休？
        還有奇怪的是，央視一套十二月十一日開播的一百集史詩電視劇《毛澤東》改播《聶榮臻》。看來，這是中共政策的突然轉變。那麼到底為什麼要轉變，還是早已有這種轉變的安排？這以前的捧毛，只是習近平的權宜之計？
        這個變化，似乎是制止了中國政局繼續向左轉，但是是不是因此會向右轉？
        鑒於這以前習近平講了太多「左」話，做了太多「左」事，好些人已經為習近平定性，把這次的事件看作是「打右燈，向左轉」，與原先期望他「打左燈，向右轉」完全相反。
毛孫新書照片：毛對女性的輕佻
        但是更大的可能是習近平也在學老毛玩左右平衡的權術。因為在各省市已經出現紀念毛壽活動，美化這位屠夫，置八千萬中國人民的非正常死亡於不顧，而那套文革模式的頌毛舉動的出現，例如唱紅、跳文革舞、喊文革的效忠口號，令人噁心，當局卻完全放任不管。但是習近平最後是左還是右，總會水落石出，就像毛澤東有時會說出右得不能再右的話，但是他本質上的「左」從無改變。
        在崇毛熱降溫以後，有關毛澤東「惡人惡事」的資料也公布出來。那是從毛澤東元配楊開慧家裡找出來的新事證（按：此事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早已披露）。一九八二年，在維修楊開慧家老宅時，意外的在磚牆縫裡發現了楊開慧寫給毛的七封情書。一九九○年再次修繕時，從她臥室外的檐頭下又發現一封信。這些文字都是她在和毛澤東分開之後的日子裡寫的，再用蠟紙包好，分藏在老屋裡。
        以前公佈這些資料是隱惡揚善，但是看到的不止一個人，再機密遲早也要被洩密。有關毛更多的負面資料，尤其是曾經擔任毛秘書的李銳，最瞭解毛澤東。過去毛還假惺惺說「我失驕楊君失柳」，楊開慧被國民黨槍斃，人們對她寄予更多的同情，如果瞭解毛因為姘上賀子珍而拋棄楊，甚至置楊開慧的性命於不顧，人們將更加認識毛澤東的人品。而楊開慧後來也認清毛澤東的面目，知道他還強姦了楊的堂妹，因而指責他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
        毛澤東唯一嫡孫毛新宇的新書《母親邵華》最近出版，部分照片過往從未曝光，有兩幅是毛與兒媳邵華（毛次子毛岸青的老婆）的合照，照片中毛坐在沙發，或是站著，都與年輕的邵華「十指緊扣」。有關照片引起網民熱議。通常的倫理風俗，哪怕是長輩，和年輕女性的接觸，都是有起碼的分寸必須遵守。毛不可能不知道，何以會如此放肆而讓其公佈於眾？
且看習近平在毛誕大會如何表現
        上一期我在《開放》已經提及毛澤東因為看中兒子毛岸英的老婆劉思齊，遂要毛岸英到朝鮮打仗，留出空位給他。可見毛繼承他老爸的扒灰傳統不無可能。更妙的是劉思齊與邵華是同母異父，而她們的媽媽張文秋在延安時與毛也有曖昧關係。怪不得毛的御醫李志綏在回憶錄中寫到毛的御林軍頭汪東興都看不慣，挖苦毛對手下女工作人員，是連姐妹、老媽「一鍋端」。這「十指緊扣」，豈不是又一例？
        由於毛新宇的老爸毛岸青，沒有生育能力，網絡上不斷有人探討毛新宇的親生老爸是哪一位，搞不好就是毛本人了，因此有網友說：「他（毛新宇）想說自己不是孫子，是兒子嗎？」。至於黃永勝兒子的回憶錄所指的毛新宇是人工授精出來的，可能是邵華在發現自己懷孕後的障眼法。因為毛岸青即使有神經病，也有清醒的時候，無端端送來一個兒子，他不會受到進一步的刺激而發瘋嗎？
        要隆重紀念這樣亂七八糟的流氓，習近平與他的常委們不怕要賠上他們的聲譽嗎？不怕成為流氓的一路貨色的嘲笑嗎？這可能是急劇降溫的原因嗎？也難。因為毛的這些爛事，中共高級幹部早已知道（據說九十年代有一次高級軍事會議，江澤民發現不少與會者竟然帶有李志綏回憶錄）。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誕日，可能還有一個紀念毛的大會，習近平及中共高層勢必出席，且看他們如何拿捏分寸，既要享受毛打江山的特權，卻又要適當區隔毛的某些罪惡與不倫，可是要考驗今上的政治智慧，要亮亮他們的底牌了。
爆周永康驚人罪行為老江的安全？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隨時將被揪出來。這將是貨真價實的大老虎，突破中共在文革後「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必定「人心大快」而對習近平有加分作用。因為周是大貪官，又是特務頭子，公檢法的最高掌權者，紅色恐怖與極權鎮壓的代表，看點在於習近平打周會做到什麼程度？
        中共向海外媒體披露以便「出口轉內銷」的資訊，周永康不止是貪腐問題而是涉及政變與謀殺，且都是針對習近平。資訊還相當具體，包括時間、地點，而且符合去年的一些「小道消息」。還更有新「四人幫」之說。這樣的繪聲繪影，似乎是為了要突破「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造輿論。但是這種指控如此之嚴厲，也再次挑戰了中國的司法制度，看看你以後怎麼判刑？
        為了避免民眾要求追究周永康的後台老闆，也為了後台老闆的安全，所以還放周的謀反與江澤民完全無關，甚至是江澤民帶頭反擊的消息。但問題是，老虎養到這樣大，不是江澤民的功勞嗎？那個「四人幫」名單除了令計劃是胡錦濤的人被周永康收買，其他兩個，一個薄熙來，一個當時得令的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哪一個不是江澤民欣賞或線上的人？
        政變與謀殺，當然是秘密進行，但是又說周永康貪污了一千億人民幣，那可能是一年、兩年的事情嗎？江澤民、胡錦濤都看不見，習近平與那幾屆的政治局常委都不知情，怎樣解釋？是忽然發現的？常委間沒有同流合污嗎？
        貪污一千億、政變、謀殺，都可以是槍斃的理由，但是真會槍斃嗎？薄熙來的罪一減再減，否則，只是「無期徒刑」嗎？這已作出先例。反正處理都得根據最高層的不同需要。這是中共名為「依法治國」的實質。法治重要的是過程，對其他人有震懾作用，這對習近平建立新的權威很重要。想想國安會，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人事至今還擺不平，就說明習近平的權威還不夠，必要時可能還得拿人頭來祭旗。
        除此以外，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拋出，也令外界大吃一驚，但是在對美日強硬的同時，中國國防部對美中兩艦差點相撞，卻又擺出柔軟姿態，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與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也舉行了友好會談。同時，外交部不忘放兩通「嘴炮」，諷刺美日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上「表演夠了」。這是中共外交的「左右兩手」，還是顯示習近平權威不足？
        要分析這些眼花繚亂的政局，看透其實質，恐怕還得需要時間來觀察。
  作者： 凌 峰

無神論——共產幽靈的面具

羅馬尼亞知名基督教牧師兼作家理查德•沃姆布蘭德（Richard Wurmbrand）在他的名作《馬克思和撒旦》一書中，引述了前蘇共官方報紙《莫斯科晚報》（Vetchernaia Moskva）的一段話：「我們不是同信徒們、甚至不是同宗教神職人員們作戰……，我們是同上帝作戰——搶奪他的信徒。」[1]
顯然，蘇共承認了上帝的存在。不過眾所周知，共產黨對外一直是公開宣稱持無神論立場的。根據1998年出版的《勞德里奇哲學百科全書》（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定義，「無神論的立場是認為神不存在，即明確的不相信，而不是信仰缺失。」從廣義上講，無神論泛指不相信一切神、鬼或靈魂等超自然之靈的存在。
歷史資料顯示，共產黨宣稱的「無神論」立場，是為了掩蓋其真實面目而打出的遮人耳目的一個幌子。
（一）
在共產黨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開篇首句即宣告：「1848年，一個幽靈，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遊蕩。」德文原版中，幽靈「Gespenst」一詞同時表示幽靈、魔鬼的意思。
已有不少人公開提出質疑：共產黨為甚麼使用幽靈來形容自己宣稱的「人類社會的最高境界」、「人間天堂」共產主義呢？共產黨自稱是無神論，而無神論是否定神、鬼存在的，卻為甚麼使用幽靈一詞呢？ 進一步講，既然使用幽靈一詞，就說明承認鬼魔的存在，當然也就承認有神佛，那為甚麼還是選用陰暗的、邪惡的「幽靈」一詞呢？
《共產黨宣言》早期被譯作《共產主義宣言》，這個自稱「幽靈」的公開正式宣告，卻很「巧合」的，同馬克思創作的許多詩歌作品中的自述，似乎有著相同的來源。
1837年，19歲的馬克思將一本詩集獻給父親作生日禮物。其中，在《面色蒼白的少女》[2]一詩中，馬克思寫道：
「因此，我已失去天堂，
對此我非常清楚。
我的靈魂，過去忠實於上帝，
現在被選中奉獻給地獄。」
據《馬克思和撒旦》一書披露，馬克思早年一直是基督徒。在他第一部為人所知的作品《基督徒們依據約翰福音而合一：合一的意義、必要性及其影響》中，馬克思寫道：「與基督的合一，既體現為同他親密而鮮活的友愛之中，又體現為他總是在我們的眼前和心中。」馬克思高中畢業「宗教知識」課程結業證書中的一段教師評語：「他對基督教的信念及道德規範的知識相當清晰和紮實。他還對基督教教會的歷史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然而，在他的高中畢業考試作文中，「毀滅」一詞被重複使用了六次，他因此在同學中獲得了一個綽號「毀滅」。而獲得高中文憑後不久，他開始自大而激昂地反宗教，「一個新馬克思出現了。」
在《絕望者的禱告》[3]一詩中，馬克思寫道：
「我要高傲的實施我的復仇，
針對那個高踞為主的上帝。」
寫於同年的《演奏者》[4]一詩，其中有這樣一段：
「我的心被施了魔法，我的知覺一片混亂，
同撒旦，我已達成了協議。
撒旦簽了契約，並為我打著音樂節拍，
我快速而隨心所欲的演奏著死亡進行曲。」
按照西方宗教的說法，魔鬼撒旦因嫉恨上帝而竭力毀滅人類， 因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亞當）。在西方文化中撒旦通常被稱作「魔鬼撒旦」、「惡魔」。
顯然，馬克思不僅承認有上帝的存在，還承認有魔鬼撒旦、有地獄！馬克思仇恨上帝，是因為被魔鬼撒旦選中，要向上帝復仇。
在《人類的驕傲》[5]一詩中，馬克思這樣寫道：
帶著輕蔑，
我向這個世界發出挑戰。
這個巨大的侏儒，啜泣著驟然倒下，
我的幸福不會因此而受到任何衝擊。
我不懼做（另）一個上帝，
凱歌中徜徉於那被毀滅的領域。
每一個字就是我發出的挑戰和炮火攻擊，
我感覺自己儼然是造物主自己。
馬克思給父親的詩集中，還包括了他寫的一部詩劇Oulanem的第一幕[6]，其中寫道：
「但是，哦，我用年輕的雙臂
瘋狂的環住你的胸膛，
地獄向你我張開大口——黑暗的無底深淵。
如果你墮落，我將微笑著緊隨你其後，
且向你低語道：「下來吧！ 跟我來！同志！」
主角Oulanem 死時，有這樣一段話[7]：
「毀滅了，毀滅了。我的時間已盡。
時鐘已停走，這座侏儒之屋已垮塌。
很快我將緊抱永恆，
且很快我將發出怒吼——對全人類的詛咒。」
詩劇結尾部份的一段[8]：
「如果有一個能吞噬一切的「東西」，
我將躍入其體內，不過卻是為了毀滅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如龐然大物矗立在我和地獄之間，
我會以我無盡的詛咒將其擊為碎片。
我將擁抱其殘酷的現實，
而擁抱我，這個世界將無聲無息的逝去，
然後墜落至徹底的消亡。
滅亡，萬物皆不存在，這才叫真正的活著。」
因和魔鬼撒旦簽了約，馬克思要將其稱之為「同志」的這部份人類拖向地獄、並且要毀滅整個人類社會。最後的這一點，也早已在《共產黨宣言》的結尾處講明了：「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
（二）
恩格斯在認識馬克思後不久，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一個來自Trier（馬克思的故鄉）皮膚黝黑的傢伙，一個典型的怪物……他瘋狂的胡言亂語，似欲將高高在上的天幕扯到地上。他大張雙臂伸向空中，揮舞著令人討厭的拳頭。他發狂般的咆哮，好像被一萬個魔鬼提住了腦袋。」[9]
《馬克思與撒旦》一書披露，恩格斯青年時期也是基督信徒，曾寫下了不少優美詩篇讚頌上帝。在讀了德國的神學自由主義者布魯諾•鮑威爾（Bruno Bauer）寫的一本書後，恩格斯開始對基督信仰產生懷疑，他經歷了一番痛苦的內心掙扎。恩格斯寫道：「我每天祈禱，確實幾乎是每天祈禱，希望找到真理， 自從我開始有了懷疑後，我一直這麼做，但還是感到無法回頭了。寫下這些話的同時，我淚如泉湧。」[1]恩格斯最終沒有返回到對上帝的信仰中去，而是同被他稱為被萬魔附體的馬克思聯手了。
布魯諾•鮑威爾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最初也是一名基督徒，但後來成了批判聖經的激進批判者。沃姆布蘭德牧師在書中引述了鮑威爾於1841年12月6日，寫給他的朋友、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阿爾諾德•盧格(Arnold Ruge) 的一封信。
鮑威爾寫道：「在大學裡，我都是當著大批的聽眾做演講的。當我站在講壇上嘴裡吐出褻瀆神明之辭時，我都不認識自己……在褻瀆神明的同時，我能想起自己是多麼虔誠的在家中寫一份關於對聖經和《聖經啟示錄》的懺悔書。不管怎樣，這是一個非常壞的魔鬼，每當我登上講壇，它就附上我，而我太弱不得不屈服於它……只有當我作為教授，被授權公開宣講無神論時，控制我讓我說褻瀆神明之語的那個魔鬼才會得到滿足。」
1837年3月2日，馬克思的父親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說，「只有你的心仍保持純潔，且完全像正常人一樣的跳動，並且沒有鬼魔邪靈能使你喪失良知善念——只有這樣我才能感到幸福……」[1]
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弗蘭茲•梅林（Franz Mehring），在其著作《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中寫道：「馬克思20歲生日後數天，他的父親去世，不過他的父親似乎已隱隱地覺察到，他喜愛的兒子已受制於魔鬼的擺佈……」[10]
（三）
《馬克思與撒旦》一書特別提到了一件事。法國著名哲學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曾在其著作《反叛者》一書中提到：有30卷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前蘇聯官方一直不出版。沃姆布蘭德牧師為此致函位於莫斯科的馬克思學院進行查證。他收到了該學院副院長柴德洛夫（M. Mtchedlov）的回復。
書中寫道：「柴德洛夫在聲稱加繆撒謊後，卻又證實說：100卷馬恩著作中只出版了13卷。他提供的荒唐理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延阻了其它卷的出版工作。柴德洛夫的回信寫於1980年，二戰結束後的第35年。從這封信中很清楚的看到，儘管蘇聯共產黨當局有這100卷的手稿，但他們卻選擇了只出版其中的13卷。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是，馬克思大部份的觀點被故意隱瞞了。」
前蘇聯著名經濟學家、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顧問尤里•馬爾采夫（Yuri N. Maltsev）在其著作《給馬克思的安魂曲》（Requiem for Marx）中寫道：「沃姆布蘭德推斷，在這些未公開出版的馬恩著作卷中，有可能存在著馬克思信撒旦教的證據。」
馬克思死後被葬在高門墓地，那裏是英國的撒旦教活動中心，並經常舉行一些神秘的巫術儀式和祭祀活動。
參考資料：
1. Marx and Satan, Richard Wurmbrand
2. The Pale Maiden,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verse/verse24.htm
3. 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verse/verse11.htm
4. The Fiddler,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marx/1837-wil.htm
5. Human Pride,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verse/verse20.htm
6. Scenes from Oulanem,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37-pre/verse/verse21.htm
9. Frederick Engels, The Triumph of Faith, Canto the Third, 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2/cantos/ch03.htm
10．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letters/papa/1837-fl2.htm
【大紀元2014年01月15日訊】（轉載明慧網；責任編輯：李文慧）

香港首席法官向中共說不 強調三權分立

★大律師公會主席倡良知諷中共無法無天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重申《基本法》賦予本港三權分立，又強調法院判案只會考慮法律原則。（潘在殊／大紀元）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指，「法治」的根基有賴於社會整體的道德意識和公民素質「集體良知」。（潘在殊／大紀元）



2014年香港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潘在殊／大紀元）（記者林怡、辛玲香港報道）
        2013年是香港司法獨立飽經考驗的一年，親共人士就雙非兒童等問題配合中共不斷放話施壓，要求香港的司法體系要向大陸靠攏，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在退休後也忍不住首次公開發表對中共人大釋法的看法，直指人大不應在香港法院有裁決下釋法。
        昨日的2014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首次高唱香港三權分立，直接與中共鼓吹的行政主導、三權合作唱對台；而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則強調公民「集體良知」，並暗諷中共無法無天，令法律成為鎮壓人民的工具，「禮崩樂壞」。
馬：法院只考慮法律問題
        馬道立在典禮上表示，過去一年有不少司法覆核，不單關乎極大公眾利益，有時亦涉及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之間的劃界，但法庭判案只會依據一個原則：就法律問題作出裁決。「即使訴訟各方之間的糾紛或會產生政治、經濟或社會上的影響，例如那些關乎政府政策的案件，法院仍貫徹始終，只會考慮訴訟各方爭議的法律問題。」
        他強調，香港是三權分立，受到《基本法》保障，「法院的角色並不包括就法律問題以外的任何其它範疇作出決定。《基本法》清楚訂明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以頗為明確的字眼界定三者的不同角色。就司法機構而言，其憲制角色所涉的範圍是司法權力的行使，即依據法律審理訴諸法院的糾紛。」
「基本法規定三權分立」
        當被問到如何回應中聯辦官員郝鐵川不斷重申中共官方立場「香港是行政主導，不是三權分立」，馬道立明確予以反駁：「這是香港的憲制模式，在《基本法》是很清楚的規定三權分立的制度。司法機構部份，如果你看第2條、第19條、第85條，有很多條，共159條。如果你有本《基本法》給我，還有多幾條，你明日能打電話給我，我直接可以答你。」
        他還重申香港法律制度的精髓是法律持正不阿的精神，法官在任命時也能充份體現「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單單根據法律的條文和精神去恰當地引用法律的法官，以及看重法院所做的一切須具有透明度，以彰顯法律持正不阿的精神。」「因為要使人對一個社會享有法治有信心，並非單憑某些人（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說的話，或者某些機構（包括政府）所說的話。反而，我們必須嚴謹地檢視各項相關的客觀因素，來評估法治是否存在。」
與律政司長唱反調
        對於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典禮上放言，關注社會對法庭判決出現辱罵式批評的現象，認為這類行為不應鼓勵，有可能削弱司法獨立及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馬道立予以反駁，指歡迎社會各界對判決進行討論，有助於市民了解法律條文，不認為會影響司法獨立，因為法官會不偏不倚的按法律裁決。
        袁國強沒有具體提及辱罵式的批評，針對了哪些裁決。不過去年底終審法院裁定申領綜援居港七年規定違憲，便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爭議。
        對於亞洲首富李嘉誠高調放話「香港要法治，不要人治」，以及如何應對「佔中」不合法行為，馬道立均拒絕回應。
石永泰：須監察政府權力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則指出，真正尊重法治的社會，應該確保三大原則：「一、有效監察政府行使酌情權的合法性；二、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律條文要對基本權利有所保障；三、獨立不受政府或商業利益（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明示還是暗示）控制或影響的司法機構和同樣獨立的法律專業。」
        他指，香港的成功和繁榮最關鍵是有賴包含這些特點的制度，並揶揄有些人辯解某些國家或體制內的「法治」定義不包含以上三點。其實去年，以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為首的親共人士不斷放風施壓，指香港要尊重和充份了解大陸共產黨主導一切法律的司法體系，香港法院裁決才會避免人大釋法帶來的衝擊和風險。
斥中共法律淪統治工具
        他又以「南橘北枳」的故事暗諷中共的法治徒具法律，「假若一個社會只是徒具一套法律和對一般百姓執行這套法律的機制，法律便會淪為當權者統治人民的工具，『依法辦事』便會成為萬事的擋箭牌，『法治』這概念會變質，成為『以法管治』。好像中國古代傳說在淮河以南的橘子，本來很甜美，但拿到淮河以北種植便變了味苦澀的枳，不宜食用。」
        而中共當局對法律的定義恰恰是「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
法治有賴社會「集體良知」
        石永泰並強調，「法治」是否本固枝榮，歸根結底有賴於社會整體的道德意識和公民素質「集體良知」，否則縱然有最草擬完善的法律、最好裝備的警隊和最高科技的法庭都是徒然。
        他又引用三千年前春秋時代齊國宰相管仲的話「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來強調：「如果一個國家或社會這些觀念垮了，禮崩樂壞，不知需要多少年才能重建。」
        以上種種，正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現狀的集中寫照，黨的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目前法院和律師所都要強迫具有黨委書記這個角色，司法獨立蕩然無存，社會道德淪喪，到處充斥著官商勾結權錢交易。
基本法容許不同政制方案
        對於政制發展，石永泰表示，《基本法》有空間容納不同方案，當權者不能一句話「說了算」。他說：「一個符合《基本法》的方案仍可能基於政治理由令當權者有所保留。如果是的話，政府就應堂堂正正把這些政治理由拿出來讓公眾公開討論和辯論。我們不想看見實屬政治性的反對理由被定性為所謂法律理由，令公眾不能就一些符合基本法的提議進行政制討論。」
        他表示，大律師公會將在政制諮詢過程中適時提供意見。
        石永泰又說，獨立的司法機構在履行憲法職能時，必然會作出一些不受政府或社會上某些界別歡迎的決定，但公眾要了解法治的意義，尊重司法獨立。
江派打壓法輪功考驗司法獨立
        其實香港主權移交以來，司法獨立一直受到中共江澤民集團的嚴重破壞和巨大衝擊，發生了四次中共人大釋法（第一次釋法：居港權問題；第二次釋法：香港政制發展；第三次釋法：補選行政長官任期；第四次釋法：香港對外事務）。
        此外，江澤民集團還迫使港府多次運用公權力打壓法輪功學員；包括：
（1）2002年在中聯辦門前抓捕絕食靜坐的法輪功學員，由此產生震驚中外的「阻街案」，最後時任首席法官李國能主導的終審法院在2005年5月判決法輪功學員上訴得直，這個案件成為香港維護人權的標誌性案例。
（2）2003年2月，港府暴力遣返多名抵港的台灣法輪功學員，被遣返的其中四名學員與香港法輪佛學會其後申請司法覆核，控告香港政府違法，在高等法院上訴庭主審此案的法官正是現今的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他嚴厲批評香港政府隱瞞與案件有關的重要資訊，並判法輪功學員無需付訴訟費。
（3）2010年，港府拒絕有法輪功學員參與的「美國神韻藝術團」六名關鍵技術人員的入境申請，導致神韻演出被迫取消，主辦方提起司法覆核案，香港高等法院2011年3月判決港府敗訴，主審法官張舉能批評入境處「拒簽理由明顯失焦」。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讚揚此判決「是一個重要的勝利」。在以上案件中，香港的司法機構和法官都受到嚴峻的考驗。◇
【大紀元2014年01月15日訊】（責任編輯: 何嘉林）

血‧真理‧夢想‧權力‧黃金──關於毛澤東旗幟的五種含量

        希特勒一死，什麼都完了。毛澤東不同，人雖死，旗幟不倒。到底是什麼東西，使某些人把自己的命運和這面旗幟捆在一起？是思古之幽情、是對真理和夢想的追求、還是另有所圖？──這是我試圖探討的課題。
毛澤東旗幟由五種不同的血染成
        毛澤東的旗幟是一面血淋淋的旗幟，它至少由五種不同的血染成。一，在奪取政權過程中為毛而死的人的血。陳雲所說的「兩千萬人頭落地」屬於這一類。二，內戰中持中立或反毛立場（但在民族戰爭中持抗日立場）的人，有當場戰死的，加上事後被作為反革命分子而被鎮壓的人，總數不少於一千萬。三，本來是毛的同志或追隨者，因「站錯隊」而失去毛的信任而被鎮壓的人，總數不少於幾百萬，也許達到一千萬。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屬於這一類。四，在毛澤東的制度和路線下餓死的人，主要是農民，約有三至五千萬人。五，為反抗毛澤東制度而被處死或痛不欲生而流的血，包括上世紀的儲安平、林昭、張志新、李九蓮的血，也包括進入新世紀以來各民族各階層為自由和民權而殉難的同胞的血。面對如此血淋淋的歷史和現實，我實在想不出來，其中有哪些血的教訓，居然能夠令人抒發出一種非和毛澤東捆在一起不可的激情。
        毛澤東生前，他的思想被他門下食客捧上了真理的「頂峰」。毛死後，漸漸水落石出。過去人們讀書，常常苦於無法破解天王洪秀全、天兄楊秀清成神之謎，無法想像奧威爾《一九八四》中那個荒誕的恐怖社會得以存在的現實條件。現在好了！除開至今仍然「身在廬山」的「此中人」，應該不難瞭解真相了。研究毛澤東思想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對象，與其到其中去提煉「真理含量」，不如直截了當去揭露《毛選》和黨史之類製作、修訂和潤色過程中的美容技術含量。這一過程，其實天天都在世人的眼前和身邊進行。
效忠毛制度成升官發財的硬通貨
        毛澤東沒有飢渴慕義的要求。他不在乎真理和原則，他只為滿足自己的某種夢想或慾望而不斷奮鬥再奮鬥。他的夢想或慾望是變幻莫測的，常常是他靈機一動的產物。他的戰略就是策略，「統一戰線」是騙局，「耕者有其田」可以像魔術那樣變成「人民公社」，昨天的「親密戰友」就是他今天的死敵……。為了充當國際領袖，他樂意以「中國人死掉一半還有一半」為代價。這就是毛澤東的中國夢。對今人具有誘惑力的，不可能是這種江湖騙局和賭徒心理，我認為。
        因此，真正的吸引力，對於那些明白毛澤東的底細但仍然決不放棄毛澤東旗幟的政治家來說（受主旋律蒙蔽和毒化的老百姓，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受害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既不可能是那面旗幟上的現實的血污，也不見得是它的虛構的真理，或捉摸不定的夢想。那麼，是什麼東西呢？
        是毛澤東旗幟內在的權力含量！是滾滾而來的黃金含量！正是這些無窮無盡的有價證券，使毛澤東思想頃刻兌現成為人見人愛的無價之寶，使神聖的革命旗幟不費吹灰之力就昇華為一本萬利的腐敗手段。如果說，貨幣這個東西，只是在互通有無的交換的漫長過程中才得以形成為「一般等價物」，那麼托毛澤東的福，效忠於毛制度立馬就突變成為升官發財的硬通貨了。
毛澤東旗幟的含金量、拜物教
        這就是動力，它推動鄧小平掛起「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羊頭，販賣「世世代代高舉毛思」狗肉。
        這大概也是某些飽受毛侮辱和損害的紅二代之所以不能忘情於毛澤東旗幟的根由。
        現在關於毛澤東的評價，根本不是是非之爭，而是赤裸裸的利害得失。
        除非公僕歸主人自己來選舉，除非公僕不再由高舉毛旗的那個政黨來安排，毛旗的含權量和含金量是不會貶值的，毛旗拜物教是不可能消亡的。
        由此可見，這個過程，仍然取決於制度，取決於制度的變革。
2013年12月號《動向 》總340期

習近平死抱馬克思主義專制亡靈不放

習近平要幹部把馬哲作看家本領
        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卻顯得很亂，接連出了幾個爆炸性新聞。先是十天之後的十一月二十二號，發生在青島的輸油管線爆炸重大事故，造成六十二人喪生；再就是第二天中國政府宣佈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引發國際上強烈反彈和國內民眾的一片奚落；再就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雙規軟禁一事，民間四處騰傳、說得有鼻子有眼，但中共官方卻遮遮掩掩，欲說還休。
        就在這幾件大事發生之際，作為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卻在山東「神隱」了將近一周，並在山東曲阜拿著兩本《孔子家語》和《論語集釋》，不著邊際地大談什麼中國傳統文化的「國無德不興 人無德不立」。接著，十二月三日，又回到北京組織第十一次政治局學習，主旨就是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並號召「領導幹部要把馬哲作為看家本領」。這個莫名其妙的「馬哲」，意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被中共簡化為不倫不類的「馬哲」二字。其實，正如習近平手中拿的那本《孔子家語》，經歷代學者考證是一本後人假造的偽書一樣，習近平口中所講的「馬哲」也早就不是真正的、正宗的馬克思主義了，而只是被閹割、被曲解的馬克思主義，也可以說是假馬克思主義。正如今年中共規定新聞媒體的從業人員必須要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的考試，這個考試題目本身就有點荒謬不堪，自相矛盾，馬恩全集的開篇就是《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反對新聞管制、主張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而在中共宣傳部門的鉗制與管控之下，中國早已沒有新聞，只剩下了虛假宣傳，幾十萬新聞從業人員都成了唯唯諾諾、謹小慎微的傳聲筒，還要去學習什麼「馬哲」新聞觀，其內心的痛苦與煎熬，可想而知。
中國走了背離世界潮流的彎路
        看看今天的中共現實，一個喪失信念的政黨，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政黨，一個脫離廣大人民的政黨，一個追逐金錢利益、無官不貪的政黨，都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大相徑庭。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就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並公開背離其宗旨的主義，還繼續拿來作為招幌欺騙民眾，真是毫無政治誠信可言。這一點，連一衣帶水的日本共產黨都看得很清楚，據報載，日共明年要通過一項決議，不再承認一味製造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的中共屬於共產黨陣營，因為這樣一個壓榨民眾的貪腐大黨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毫無關聯，也不配稱之為共產黨！
        今年，已經是九十六歲的李銳老人提出真知灼見，他認為中國近百年尤其是中共奪取政權後的慘痛歷史證明，是馬克思主義讓中國走了一條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彎路，被曲意肢解加以組裝後的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中共思想專制的得力工具，也是中共領導人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的思想武器。所以，毛澤東竟然敢於自稱他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共產黨本身也逐步蛻變成為一個控制全體人民思想的黨，一個絕對不允許任何不同聲音的黨，一個徹底地反對人性、反對自由的黨。以他們今天歇斯底里地反對憲政、反對普世價值的動機來看，都是源出於此。
政治局學習「馬哲」是第一次
        就在二十世紀結束之際，美國學者福山在其《歷史的終結》裡面指出，上百年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與民主制度的試驗場，結果是前者的失敗與後者的成功。但作為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似乎要奮起一搏，要挽共產主義的狂瀾於既倒。他上台一年來，先是如喪考妣地痛惜蘇共垮台「竟無一人是男兒」，再就是繼續借助中國崛起的實力，與西方民主勢力展開角逐較量。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一九九三年江澤民開創政治局的學習制度以來，至今已經二十年歷史了，前兩任江澤民、胡錦濤的幾十次政治局學習，無論怎樣裝模作樣，還都是以法制學習、科技學習和民主民生的講座為主。而習近平讓政治局學習所謂的「馬哲」，這還是第一次。由此可見，習近平的抱殘守缺、全面左轉並不是口頭說說，他是要全面繼承毛澤東時代的思想理論基礎，要死抱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亡靈不放，他所講的讓中共各級官員「要把馬哲作為看家本領」，無非就是要繼續發揮自中共起家後加以改造的「馬哲」，如「黨的絕對領導」、「民主集中制」、「黨指揮槍」這些違背個人意志、強化極權專制的手法而已！有人說習近平是想做一個超越鄧江胡的人物，現在看來，全面左轉回歸毛澤東，已經是遠遠地超出了當年鄧江胡的作為了。
        與此同時，網上傳說新版的《新華字典》裡面，「自由」這個詞條不見了，被無情地刪去了，原先這部字典對「自由」詞條的解釋是「人們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隨意安排自己活動的權利。」如果屬實，邁向個人專制的獨裁者不僅僅是憎惡和壓制自由，就連這個詞組，他們都是不願意聽到或是看到的！
2013年12月號《動向 》總340期

紅二代道歉打開文革罪惡潘多拉 國新辦密令曝光

2014年1月12日，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就文革期間母校副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打死事件，表示公開懺悔。她的道歉收穫了一片質疑，評論人士表示「歷史真相不能被個人道歉模糊。」（網絡圖片）（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
        據北京媒體《新京報》報導，1月12日，中共前高官宋任窮之女宋彬彬，現身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老三屆」師生見面會上，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老師道歉。其中代表案例為：1966年8月5日，時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在一些學生發起的遊行和批鬥中，被毆打折磨致死，卞仲耘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難的教育工作者。據《紐約時報》引述一份中共黨內文件資料數據，1966年8月和9月間，北京有將近1800人在遭受了紅衛兵和其他造反派的暴力後死亡。
        宋彬彬一直被視為文革造反派的標誌性人物，其父親是中共建政後的上將宋任窮。宋彬彬在1960至1966年期間就讀於北師大女中。1966年宋彬彬與其同學劉進成立該校「文革籌委會」；1966年8月18日，時值卞仲耘被打死後兩週的時間，劉進、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接見，毛澤東一度稱其為「要武」，宋要武這個名字也成為文革的符號。文革後宋彬彬赴美留學併入籍美國，1989-2003年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環保局任環境分析官員。
        宋彬彬在見面會上含淚讀了一篇早已擬好的道歉聲明，該聲明也全文登載在國內政論網站「共識網」上，她反省了自己在文革時作為造反派的行為，她表示「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就卞仲耘之死，她稱在卞仲耘被暴力致死前「曾兩次阻止，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就走了」；「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斗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裝」；宋彬彬還表示：「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去年10月，另一位中共紅二代陳小魯 ，也曾在其母校北京八中組織文革道歉會。宋彬彬成為陳小魯之後的第二位為文革暴行道歉的紅二代。但她的公開懺悔受到民間廣泛質疑，認為她「名為道歉，實在撇清與卞仲耘之死有直接關係，為自己的罪責辯護」；旅美自由媒體人曹雅學在推特上發文評論：「宋彬彬把對老師的暴力迫害說成『抱歉沒把老師保護好』，這樣的道歉與事實無關、與懺悔無關、與歷史反省無關、與批判體制之惡無關，與承擔個人責任更無關，目的是為了把自己身上『紅衛兵』這三個髒字洗白」；另一旅美新媒體人北風認為「有些人認為，拒絕宋彬彬道歉會打斷那些正在猶豫的人道歉的念頭，堵塞社會寬容和進步之路，在我看來，如果接受這種推卸責任式的道歉並成為示範，民眾將徹底失去認清真相及反省的機會。」
        1月13日，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分校創辦的網站「中國數字時代」透露，中國國信辦發出通知：由於網絡輿情複雜，各網站對於「宋任窮之女宋彬彬道歉」報導要降溫，現報導從首頁撤下，互動環節不要推薦相關話題。
「人人都說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中國學者、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前研究員姚監復向德國之聲表示，這次道歉宋彬彬還是堅持了原來的說法，宋彬彬曾在2012年發表一篇回憶文章中稱，她和該校其他紅衛兵領袖曾兩次勸阻毆打卞仲耘以及其他校方人員的學生，當時校領導們被拉到學校的一個操場上，後來才知道卞仲耘快不行了。
        但卞仲耘丈夫王晶垚一直以來對外公開表示，宋彬彬通過煽動或暗中支持學生動武，之後又有意不予施救，對卞仲耘之死起了較大的作用。他也多次公開指責宋彬彬及其他人，掩蓋在卞仲耘事件中的罪惡。
        姚監復也透露，在卞仲耘事件中，還有鄧小平的後代鄧楠、鄧榕都在參與，但至今未見他們發聲。早前中國知名學者章詒和在其著作《伶人往事》中，表示親眼目睹卞仲耘遭受暴力的情景，指行凶者為中共前領導人女兒；王晶垚在早前在澳大利亞SBS電視台記錄片《As It Happened:Mao-A Life, Mao Is Not Dead》中，也曾明確表示鄧榕參與了當時的毆打。
        姚監復也表示，儘管看到一些人已經站出來公開為文革罪行致歉，包括零星的紅二代，但是這些道歉背後的潛台詞都在表示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人們都說我怎麼受害，而不說我怎麼害人，都說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
「毛澤東和整個共產黨都有責任」
        《紐約時報》就宋彬彬道歉一事，還採訪到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現年93歲的王晶垚表示從未接到宋彬彬直接的道歉，他也認為宋彬彬和其他造反派的作為，都受到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是整個罪惡的根源「整個共產黨和毛澤東都有責任。」
        姚監復也表示中國封建帝制時期，都曾發出200多封「罪己詔」(中國古代君主所下發的進行自我批評的詔書，旨在反省自己的過失，改變政策。)，但中共執政者面對不同歷史時期的錯誤，從來不曾省視和問責：「共產黨領導人從來不發『罪已詔』，養成了從不做自我批評、從不認錯誤的傳統，所以大躍進死幾千萬、文革傷害了上億人、六四向老百姓開槍也不認罪。」
        姚監復認為這些個人的道歉，對於文革之惡的問責和歷史真相的公開來說遠遠不夠：「如果德國只譴責打死猶太人的德國老百姓，而不譴責希特勒的話，別人是不會諒解這個民族的；中國到現在沒清算毛澤東的罪，這是根本的問題。」
【大紀元2014年01月14日訊】（責任編輯：蔡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