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刑重典」治貪不可持續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夕，官媒持續輿論造勢，強調反腐高壓下，中共反腐重點將對「四類幹部」越查越嚴，越抓越緊。二○一四年五月，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首次表示，「重點查處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重要崗位且可能還要提拔使用的黨員幹部，形成有力震懾」。在近月中共公佈的涉貪案件中，王岐山所點出的「四類幹部」貫穿其中。實際上，二○一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八大以來重拳打貪，官場人心惶惶，甚至出現消極不作為情況。官媒指明「四類幹部」是反腐重點，既是警示，也可能暗示除此之外的幹部可從輕發落，以提振隊伍士氣。
在封建社會，「嚴刑重典」治貪是不可持續的。朱元璋制定和頒佈《大明律》，對官吏貪贓枉法犯罪的處罰規定比前代更具體、更嚴厲，如在貪腐被處死刑方面，規定官吏貪贓枉法至八十貫者，或監守自盜至四十貫者，都要判處絞刑。以洪武年間寶鈔四十貫不到現在二萬元錢。貪污二萬元就會被判死刑，這是相當重的刑罰。清承明制，《大清律例》繼承了《大明律》的相關規定，對官吏「受財」即貪污八十両銀子就要判絞監候。在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案發的甘肅全省官員集體貪污案中，幾乎全省官員都涉案，如果執行貪污八十両就要判絞刑的標準，則可能全省官員要被殺光，乾隆無奈將判處死刑的標準提高到二萬両，是八十両的二百五十倍，最後被處死的官員還有五十六人，包括總督、巡撫、布政使各一人，道員、知府五人，同知、知州八人，通判二人，知縣三十五人，縣丞三人，這些都是縣級以上官員。從古到今，反腐不能修成正果。中國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說是一部貪腐史，病根在於從過去的皇帝到今天的中共總書記都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無法無天，監督制裁制度只針對下級官員而將最高統治者排除在外，這在情理法上皆違背常理和邏輯，違背客觀規律必遭懲罰。由於中共一黨專制和封建專制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最高統治者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受任何限制和約束，而官員由上級任免和領導，現在的情形和乾隆時代產生貪腐問題的根源和性質沒有兩樣，都是專制統治導致以「窩案」為特徵的大面積貪腐，迫於現實只能作出妥協。
習王高調反腐陷入兩難選擇
反腐重點將對「四類幹部」越查越嚴、越抓越緊，是針對普遍性腐敗作出的無奈選擇。習近平揚言「老虎蒼蠅一齊打」、「對腐敗零容忍」和「對腐敗分子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等豪言壯語變成了「高高舉起，輕鬆放下」的無奈之舉，成為無法兌現的承諾。習王高調高壓反腐已陷入兩難選擇，反腐不停步，風聲鶴唳，「官」心惶惶，中下層幹部消極不作為情況嚴重。深挖「保護傘」，中共將失去合法性且阻力巨大，也是治標不治本；半途而廢，則擔心說話不算數，辜負了廣大人民的期望。
中共的官場，不是能者居之，而是「托大腳者」（比喻那些懂阿諛奉承、請客送禮者）霸佔，中共已蛻變為暫時披著馬列外衣的世上最大的「黑幫」。官員的產生不是熟人就是親戚，不是裙帶就是買賣，沒有「問題」不可能升官，上下級利益關係密切，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形成制度性腐敗。如此體制，社會怎能不斷前進？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雖然得到一定發展，但這其實是一種畸形發展和虛假繁榮，背後危機四伏！
重啟政改才能走出困境
中國的GDP「超美」，但中國人民辛勤勞動創造的財富大部分被各級官員侵佔和因決策失誤而浪費。權利義務一致是基本常識和常理，有多大貢獻就獲得多大收益。中共元老的後代已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和收益，還不還權於民讓權力實行公平競爭和三權分立，繼續下去只會天怒人怨，害人害己，這是歷代跳不出「歷史周期率」的根本原因。現在中共的腐敗就像家庭中一個已病入膏肓的老年病人，無藥可救，蛻變成一個死結，不能解開。
制度決定當權者的思想和行為，一黨專制必然導致公權力的私有化，貪腐橫行是必然規律。中共的普遍腐敗是由制度引發，再反下去只會覺得反不勝反，心灰意冷，無可奈何！現實問題的壓迫，政黨就不得不改變自己。政治家解決社會問題就像醫生治病一樣，針對不同的問題採取不同的對策，順勢而為，綜合治理，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否則，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最後積重難返，不可收拾。根據中國國情逐步推進民主已是當務之急，再拖延下去將會喪失良機，不可救藥。
以香港大學生為主體的「佔中」運動為什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像婦女生孩子忍受了暫時的痛楚後將會迎來新生命的誕生和新希望的來臨一樣，香港大學生「抗命不認命，誓爭真普選」的決絕，他們為自己爭自由權利，也是為香港爭自由權利，勇氣和精神可嘉，既為當前香港走出困境奠定基礎，也為開創更美好的未來創造條件。
推進民主，讓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並相互依存和制約，實現政治民主化是正道。不給普通老百姓機會，中共也會失去機會。當前，香港的「佔中」爭普選，關係到港人和中共的命運前途。機不能失，時不再來，何妨讓條件成熟的香港的民主先成熟起來?!賢明的政治家應作出明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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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港人進行爭取真普選抗爭以來，各路人士的目光聚集在香港，各種各樣的評論如潮，甚至有一種淹沒整個事件之勢，但是，對港人絲毫沒有受到多少影響，抗爭始終沒有鬆懈，顯示出香港年輕人的決心和勇氣，也衡量出香港民眾的智慧和關心未來的程度，因此，把今天的香港處境拿到昨日西藏的失敗中去分析，也許對港人爭取真普選有參考價值。
相同的遭遇 不同的背景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英中經過多年談判簽署的《聯合聲明》中明確規定，中共將以《基本法》確立香港為特別行政區，並按著一國兩制方針，保證主權移交前（一九九七年前）的資本主義制度，維持五十年不變。中共所施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等將不會延伸到香港，香港特區政府會維持高度自治。
事與願違，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決議，為二○一七年香港首次普選特首定出框架，為特首選舉候選人數定出上下限，同時強調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因此，掀開了這場港人爭取真普選抗爭運動。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用武力脅迫之下與當時的西藏政府簽署了「以主權換取治權」為標誌的《十七條協議》。該協議的第一條是「西藏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家庭中來」。這個條款表示：在協議簽訂之前，中國不具有對西藏的宗主權，更加清晰地點明了西藏在簽訂協議後才承認中共的主權要求，西藏政府從此成為中共的地方政府。中共對香港「一國兩制」還規定了五十年的期限，一九五一年對西藏的「一國兩制」並沒有提出期限要求，它似乎永遠有效。如果中共政權守信重諾，這當然有利於西藏。
歷史證明，自治的條款恰恰是中共拋出的誘餌。中共用這個誘餌換取了第二條「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第八條「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第十四條「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外交事宜」，第十五條「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
換句話來講，如果沒有《十七條協議》，共軍將會有重大傷亡，而且不會輕易攻下拉薩。高原的屏障是西藏要求自治的籌碼。如果藏人利用地利的優勢開展游擊戰爭，中共很難控制西藏，至少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當共軍控制西藏以後，西藏就面臨盡了義務，卻不能保全自己的權利，連當初談判時的籌碼也失去了。藏人對中共的失信無可奈何。中國並沒有憲法法院或最高法院可以裁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協議。中共直接決定政權與地方政權的關係。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單方面宣佈周恩來簽署的《國務院關於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的命令》。同年六月二十日，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領袖（最後的藏王）達賴喇嘛宣佈不承認《十七條協議》，並聲明《十七條協議》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簽訂的。因此，拉開了至今仍在延續和加劇的西藏自由運動。
藏人以主權換取治權的失敗
藏人以主權換取治權的失敗而言，中共入侵西藏是主要的因素，也是寡不敵眾導致的結果。但是，藏人自身的不足和時機也有相當大的關係，具體有如下：
（一）從內因看：
一、藏人非常容易上當受騙，比如，西藏所發生的每一場抗爭中看到一些引向極端的背影，這些背影是中共一手策劃和製造全面鎮壓藉口的手段。
二、藏人政治家沒有遠見和外交常識，比如，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與中共簽署《十七條協議》之後的第二天，才跟美國談論西藏加入聯合國的事宜。其實，西藏曾有過足夠的時間和有可能加入聯合國的時機，二戰期間自稱和平中立國而沒有派兵參戰，就喪失了加入國際組織的絕佳時機。與此同時，又錯誤地判斷資本主義陣營為唯一依靠的勢力而激起了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陣營對西藏的興趣，因此，就有了蘇聯決策入侵西藏，中共執行入侵西藏的結果。所以，平衡外交顯得格外重要，現今任何形式的抗爭也如此。
三、中共入侵西藏之後，成功地製造和主導了西藏三大勢力相互牽制和相互影響，即達賴喇嘛為首的貴族勢力，班禪大師為首的日喀則勢力，多名康巴首領為主的昌都勢力（淪陷區）。
（二）從外因看：
一、當時西藏因地理位置而處於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爭奪戰略要地的目的地。這個與「誰控制陸緣地帶，誰就能統治歐亞大陸；誰統治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世界」的戰略名言有關。
二、中共入侵西藏的時候，蘇聯作為決策者採取了聲東擊西戰術，以朝鮮戰爭拖住了美國援助西藏的後腳，英國為了香港利益而不願意得罪中共，印度缺少瞭解中共而抱有幻想，其餘西方國家與西藏沒有直接聯繫。
三、國際媒體無法進入西藏，原因有二：一是交通不便和氣候不適；二是中共把西藏的外國人視為帝國主義勢力。
港人該加強哪些措施
香港人需要面對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世界上所發生的每一個事件都有兩面，沒有百分之百的贏家，也沒有百分之百的輸家，各有得失，爭奪的就是最後的一分，也就是誰將拿到五十一分為關鍵所在。
談及最後的一分，難度相當大，尤其是面對極權專制政權，應當考慮幾個方面，盡可能地縮小抗爭損失最小化：
一、採取「平衡戰術」
這個戰術包括五方面：（一）為了體現真普選的訴求，面對暴力始終保持受害者角色；（二）錄製每一個現場發送網絡，爭取全球對香港局勢的強烈關注和支持；（三）對香港民眾宣傳訴求的重要性，特別要講解訴求與每一個港人的未來有何關係等；（四）鼓勵宗教團體扮演和平使者，避免出現流血衝突；（五）採取「游擊戰」式的抗爭方式，拖垮執政當局。
二、保持防禦性勇氣
每一個抗爭者需要學會持之以恆的耐心，不僅在繼續堅持抗爭，而且要面對各種未知的挑釁而需要克制，始終要保持防衛者的狀態。
三、每一個抗爭者是記者和起訴官
隨時隨地，準備手機錄像每一個不尋常的鏡頭，及時發到網絡，並積極地搜集可能要成為起訴依據的每一個細節，準備應付一切未知領域的出現。
四、尋找「訴求」的出路
這個非常關鍵，比如，中共是否願意成立一個復查決議草案的小組？香港普選與中共已簽署和人大批准實施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間是否有些聯繫或找到出路？
一九五九年後，西藏的「一國兩制」夭折了。現在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還能維持多久呢？誰能保證香港不會步一九五九年西藏的後塵？西藏與中共之間還簽訂過協議，但西藏不能保護自己的自治權利。與此相比，香港的自治權是「中共授予」的，只有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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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慘敗，蔡英文：誠惶誠恐、如履薄冰
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今天（11/29）晚間偕同前主席蘇貞昌、謝長廷與黨秘書長吳釗燮、選舉對策委員會召集人蘇嘉全以及黨部一級主管召開「九合一大選結果」記者會。蔡英文表示，從今天晚上開始，就要以這一次國民黨的失敗為警惕。一個政府如果不站在人民的這一邊，人民會隨時把權力收回去。
民進黨在這次2014九合一大選中，一舉拿下基隆市、宜蘭縣、桃園市、新竹市、台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等縣市長，值得一提的是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提名人除二位原住民候選人以外，其餘27人全數當選，新北市提名36席當選32席。
蔡主席發表談話如下：
我們兩位前主席，蘇前主席，還有謝前主席，還有我們這一次投入選舉輔選的幹部，在場的各位媒體朋友，今天選舉的結果是台灣人民最新民意的展現。民主進步黨在這次九合一的大選裡面，我們得到了13個席次，這是我們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這樣的選舉結果是台灣人民的勝利，也是代表著年輕的世代承擔責任的開始。
在這裡，我要以主席的身份，感謝全國人民，在這次選舉中，對民進黨的信任。每一張的選票，我們都會珍惜，每一張的選票，我們都會把它當作是一份的責任。我們要提醒全黨上下，應該要用「誠惶誠恐，如履薄冰」的心情來看待人民的託付。我們可以高興，但是我們從今天晚上開始，就要以這一次國民黨的失敗為警惕。一個政府如果不站在人民的這一邊，人民會隨時把權力收回去。
我要特別謝謝蘇貞昌前主席、謝長廷前主席，還有柯建銘總召和立法院黨團所有委員、以及全體的黨工幹部，過去這幾個月來，各位不眠不休的努力，共同完成了這次的使命。謝謝大家為了國家的改革，謝謝為了這個黨，不畏艱難，奮戰到最後一刻。我們都以你們為榮。
台灣正是在一個改變的時刻，這是民主進步黨必須要體察的事實。今天選舉的結果，是一場歷史性改變的序幕。未來，台灣會走向何方，取決於國內所有的政黨，所有公民社會的成員，集體的智慧。身為政治人物，我們的原則只有一個，也就是，面對人民力量的崛起，我們只能更謙虛。
從現在開始，我們就從地方出發，一步一步，把台灣贏回來。天佑台灣。謝謝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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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馬麗編譯報導）本週，世界衛生組織說，馬達加斯加瘟疫的爆發使得專家非常擔心，受感染患者的數字會不斷飆升。這種瘟疫在歐洲被稱為「黑死病」，14世紀時導致5千萬人死亡。
據CNN報導，這種瘟疫在去年11月開始爆發，至去年年底，已經至少有119個案例被確診，其中40多例死亡，目前這種瘟疫被傳染的可能性加大。
世衛組織的總幹事陳馮富珍說，馬達加斯加最近發洪水，導致成千上萬的人流離失所，更有無數的老鼠進行「轉移」，因此世衛很擔心這種疾病會加速蔓延。
世衛組織還說了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現象出現。比如，這種瘟疫的傳播體跳蚤，已經對最強的殺蟲劑產生了抗藥性。
在馬達加斯加的首都塔那那利佛（Antananarivo）的人口密集的貧民窟中，這種瘟疫的傳播更快。
去年，馬達加斯加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員羅吉爾（Christophe Rogier）說，在包括首都在內的至少20個地區，都發現了這種瘟疫的案例。
這種瘟疫的傳播通過跳蚤，一旦病毒到達肺部，那就是極其致命的肺鼠疫。這類肺鼠疫是很罕見的，但比黑死病更危險，因為它可以在人與人之間通過呼吸和咳嗽傳播。
世衛說，「黑死病如果早期診斷，可以成功地用抗生素治療，但肺鼠疫是最致命的傳染病之一，患者可能在感染24小時後死亡。」被感染的人中，至少8％黑死病患者轉化稱肺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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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1月29日）上午的屏幕快照顯示，在新華社追隨的3301個推特用戶中，有一個是日本女優的賬號，上面號稱每天都發佈日本美女的照片。（推特截圖）
（記者馬麗編譯報導）
據美國《時代雜誌》報導，中共官媒新華社又爆出醜聞，因為網友意外發現其推特賬號跟蹤日本女優的賬號。
週五（1月29日）上午的屏幕快照顯示，在新華社追隨的3301個推特用戶中，有一個赫然是日本女優的賬號，上面號稱每天都發佈日本美女的照片。看起來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新聞媒體是日本色情女優的熱情「粉絲」。
《時代雜誌》1月29日幽默的評論說，如果是這樣，也許是中共和日本這一對東亞老對手之間的冷淡關係，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升溫」。
《時代雜誌》說，沒有跡象表明這是一個第三者的「惡作劇」，或者這個經過認證的新華社的賬號「跟蹤」日本女性的色情圖片，是為了其新聞報導或「研究」目的。
除了這個日本女優的賬號，新華社還「追隨」著好幾個可疑地、用漂亮女人照片做頭像的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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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方面批憲政，另一方面又未真正找到避免「亡黨」路。有人稱二○一五年是「依憲執政」元年，可如今的中國，誰才有資格違憲？誰最有權力違憲？圍繞「依憲治國」是否屬「憲政」等問題，《環球時報》、《解放軍報》發文認為，互聯網、憲政、基督教是美國扳倒中國（共）的三大法寶。
新華社北京一月十一日電：中紀委、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習近平關於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論述摘編》，在全國發行。該書摘錄習近平自中共十八大後的兩年來，有關反腐九個專題及二百一十六段的論述。習不得不承認，中共的命運取決於人心向背，稱「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於人心向背」。
中共「法治」涵義
中共作出「依法治國」決定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在《人民論壇》發文《論敵對勢力把法治作為招牌》，顯示習近平真實的「法治」涵義。該文稱：「有些人把法治作為招牌，大肆渲染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目的就是企圖從法治問題上打開缺口，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中共全會後，官方幾乎出動所有文宣部門進行宣傳，「依憲執政」不是西方的憲政。例如，《人民日報》等刊發了對莫紀宏的採訪，莫認為：「『依憲執政』不能簡單地認為等同於『憲政』，『依憲執政』就是指中國共產黨依照憲法治國理政」。
作為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文件起草人之一的胡雲騰稱，「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一度被從《中共依法治國決定》中拿掉。去年十二月十日，《環球時報》發表中國國家戰略學會高級顧問、上海大學博士生導師王海運的文章《西方代理人階層在中國已經形成》，該文稱：「西方代理人階層在我國已經形成，而且氣焰囂張。他們能量很大，甚至在媒體和網絡上建立了某種話語霸權。他們以西方的學術理論和價值觀念研究中國、批判中國，為此不惜製造謠言。」；「社會上仇官、仇富、仇國企的情緒泛濫。遇到事情，很少有人為政府說話，抹黑共產黨大行其道，這固然與腐敗有關，同時不可否認，背後有敵對勢力在煽動。」；「同時必須切斷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連的管道，奪回嚴重丟失的輿論陣地」。
兩個憲法世界
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前的二○一四年九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陳弘毅著《憲法學的世界》，作者為北航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
該書認為，美國憲法具有了一種普遍主義的文明代表性與道德魅力，構成了一個嚴格的憲政主義「規範世界」，與此世界對照而立的則是非西方文明的「轉型世界」。這兩個世界的價值與制度衝突既是文明衝突，又是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命運衝突。作者對西方普遍主義的憲政理論堅信不疑，無論是思想史還是制度史的考辨，均致力於證明憲政及「道德上的善」和「世界潮流」，因而包含了一種普遍主義邏輯下的「歷史終結論」。另一方面，作者對中國憲政轉型複雜性以及儒家思想的可行性懷抱「同情的理解」。這本書若在中共全會後，很有可能就出版不了。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環球時報》發表了《「憲政」背後包含政治盤算》，《憲政主義是一套意識形態》，《西方憲政派和民主派一直在吵架》，《法治更是文化和信仰》四文。這些文章認為，一九八九年後，西方一些勢力進行了反思，他們得出結論在短時間改變不了中國現行制度的政權，需要改變對華策略，「憲政」是其中一個方案；甚至認為「黨和憲法是一體的，這是質的關係，不是量的關係，是中國制度根本」，還認為法治這個東西源自於古羅馬，我們血液中沒有這個東西。
勿忘曹思源
曹思源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年六十八歲。曹思源以「曹破產」聞名，而今天人們更以「曹私有」、「曹憲政」的美譽稱呼他，這都源於他多年公開倡導私有化，反覆提出數十項修憲建議而不懈努力。
曹認為建立憲政前，可先行私有化。他認為，國企不像企業，而像救濟院。如今國企依然建立在壟斷地位上享受低廉的資金成本、土地成本和政府項目支持，本質上還是在接受社會「救濟」。曹對企業家說：「中華民族的華夏文明是在私有制的澆灌、培育之下發展起來的。沒有五千年的私有制，就沒有我們中國的今天」。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治體制改革，這一思路與哈耶克不謀而合。他認為，不僅國有企業需產權多元化，甚至應該允許私人資本創辦銀行。他在二○○二年預測，到二○○五年之前的私有銀行要遍地開花。在他晚年起草的《憲法修正案》，大膽提出包括政治多元化、改國名、軍隊國家化、建立憲法法院、取消專政、建立憲政和實現普選等主張。晚年重病的曹思源先生還十分天真和理想化，認為中央會討論他的《修憲建議》。我在與他的交流中坦言，習近平這一屆中共政府是不會採信他的修憲建議，就作為給後人當鋪路石吧。曹十分高興。
批「憲政」人心大失
當今，國人普遍認為，「央視」新聞聯播中的中國是一片光明；網絡中的中國屬天翻地覆、地動山搖；現實中的中國卻腐敗蔓延，癌細胞擴散。
面對國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信息、幹部腐敗等長期處於保密或半保密狀態，國內法律界人士不斷呼籲盡快出台《國企透明法》。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最高法院、人大法工委、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數十位法律界人士在二○一四年中國資本市場法治論壇上，呼籲盡快建立國有企業信息披露制度，賦予和保障十三億國人股東的知情權。參會人士呼籲，借鑒外國企業透明度與信息披露的先進經驗，盡快出台《國企透明法》。眼下，中國的《公司法》、《證券法》僅為上市公司設定強制性的信息披露義務。與之共存的，卻是國企幹部監守自盜的犯罪頻發，但受到追究的人員，僅是其中的一個零頭。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紀委二次會議上說，「腐敗是社會毒瘤，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中國歷史上因為統治集團嚴重腐敗導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今世界上由於執政黨腐化墮落、嚴重脫離群眾導致失去政權的例子也舉不枚舉啊！」
憲政是治理腐敗最有力的利器，中共是選擇亡黨失政路，還是選擇憲政被國人監督的路？路不僅在習近平的腳下，更在十三億人的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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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被捕異議者超胡溫時代總和境外人士聽到、看到中共特色的警察維穩手段，可能會覺得習李時代比胡溫時代更倒退。但具體倒退有多少倍？恐怕只有內地的當事人感受更深。
進入二○一五年以後，湖北武漢的中國民主黨創辦人之一秦永敏，一月份突然遭拘留十天──理由是寫文章和接受外電採訪太多。當然，對於維穩警察而言，隨意限制異議人士的人身自由，如同家常便飯，甚至不需要理由。當秦永敏家屬請來兩名辯護律師維權，可律師居然無法會見當事人：找拘留所，拘留所讓找辦案單位即公安局，公安局又讓找派出所，相互踢皮球，最後居然說會見秦永敏必須出具由秦永敏親自簽署的委託書。問題是律師見不到秦永敏，如何簽署委託書？他妻子簽署的委託書，難道就無效？最後警察實在找不到理由，也不需要找理由，就稱無此案，律師只得無功而返。
當然，這種由政法系統主導的打壓異議人士的態勢，不因周永康被抓而改善，而是一年比一年嚴厲，二○一四年所抓的人比二○一三年要多，在二○一三年還平安的異議人士浦志強、高瑜、王藏、唐荊陵、鐵流、郭玉閃、呂耿松、陳樹慶、張淼等等，二○一四年被「一網打盡」，被抓的人數超過胡溫時代的總和。
異議人士紛紛逃離中國
這一年，當局還宣判了許志永。其實許志永是中共的有功之臣，他呼籲多年的異地考生與本地考生同等待遇得以實現，並成為中共高考改革的新政，但諷刺的是他們卻把提出這一新政的人送進監牢。相對於浦志強更為敏感的異議人士，比如滕彪，若不是遠避美國，可能凶多吉少。這一年前後流亡出去的學者吳祚來、夏業良、笑蜀、凌滄洲等人，一旦回國可能就意味著危險。為了逃離監控和不受連累，杭州異議人士朱虞夫的兒子朱卬，王東海的女兒王梓怡這一年先後逃離中國，遠赴美國，奔向自由。
把人禍悲劇辦成喜劇鬧劇
二○一四年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創辦人之一的王榮清病逝，送葬時居然遭暴力清場，當地異議人士無一人到場，殯儀館大小門口守著警察，就這樣把一場葬禮變成悲劇。諷刺的是，二○一四年的最後一天，上海外灘發生踩踏事故，三十六人遇難，可中共居然把這樣的悲劇辦成喜劇，領導如何批示云云，救援如何抓緊云云，至於如何問責，如何看到真相，你只能死了這條心吧。
維穩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當局的新常態就是把負面的信息、不良黨國執政的因素統統消除，著名的谷歌郵箱這一年在大陸被徹底封鎖，包括移動設備的客戶端，不翻牆就無法使用。而極其諷刺的是這一年當局隆重召開了世界互聯網大會，中宣部副部長、國家網絡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居然成為被大陸防火牆徹底封鎖的facebook的座上客，仿佛是愚人節的笑話，居然都真實地發生了。
更為奇葩的是，這樣的笑話和鬧劇一樁接一樁發生。北京異議人士胡佳，不是其所用的汽車被噴紅漆、車窗玻璃被破壞，就是被不明來源的恐怖電話暴力威脅，他報警時照樣接到這樣的威脅電話。如此嚴重的刑事案件居然發生在警察眼皮底下，警察卻遲遲不破案，仿佛這就是他們自導自演的一齣鬧劇。香港「佔中」期間，胡佳被軟禁，幾乎與世隔絕，訪客若是探望胡佳，除非衝破其樓下警方守衛的封鎖線，否則就不能見到胡佳本人。還有浙江大學的教師莊道鶴，「佔中」期間沒出訪香港，卻被派出所傳喚，警察所問也都是所謂他參與「佔中」的問題，莫須有之事，當局煞有介事，威脅警告一番。
國保無處不在，無所不能
曾組建中華愛國民主黨的山東異議人士黃金秋（清水君），出獄後找到工作，不久就被發現，很快失去工作。二○一四年他暫住杭州，居住證都辦好，卻接二連三被驅逐出境。為了留在杭州，取得杭州戶口，把生米煮成熟飯，黃金秋貸款購買了杭州余杭區閒林鎮綠城房產公司開發的西溪房產，房產證、契稅、水電和有線電視一一辦妥，杭州國保警察居然出具公函給銀行，指控黃金秋出具的收入證明是虛假的，指控黃金秋涉嫌騙貸。問題是該案有沒有受害人？銀行嗎？開發商嗎？都不是，黃金秋按月還款，沒有拖欠；開發商收到了全部房款，開具了完稅發票，是合法購房，購房還可以把戶籍轉進來，但杭州公安局威脅讓開發商退房，讓銀行解除按揭貸款合同，最後除了黃金秋損失近三萬元等各種稅費外，沒有一個受害人。黃金秋在購買杭州綠城的房產之前，在杭州濱江購買了一處房產，被無所不在的杭州國保發現，被迫退房。至於警察是如何發現黃金秋在杭州購房的，一個明顯的地方就是購房貸款都需要出具身份證，身份證本身內置芯片，當銀行身份證查驗系統讀取芯片內容的瞬間，信息同時傳遞到公安、國安等系統，很快被發現，即使你有心想把生米做成熟飯，但他們可以把熟飯再變成生米。滑稽還是恐懼？當然，除了黃金秋，因戶籍不在杭州而被強迫離開杭州的還有王成律師、中國民主黨人吳義龍、胡俊雄、胡臣等；至於短期在杭州訪友的作家野渡、記者殷雨聲等，一旦他們的行蹤在杭州出現，等待他們的同樣是被驅逐出境。不但杭州如此，武漢也是如此，到秦永敏樓下探訪他，隨時都有可能挨打。北京也不例外，德國《時代周報》駐京記者、德國人安可馨被誣為幕後組織發動香港「佔中」的境外敵對勢力，誣為「間諜」，連遭審問，她的助手張淼還被抓，一個荒唐的理由是「尋釁滋事」。「佔中」期間，安可馨和張淼都在香港採訪，張淼在微信上發佈「佔中」信息，目前已被逮捕，這意味著將判刑。二○一五年一月，安可馨已離開北京，返回德國，她可能將無法再度獲得回到中國的簽證。
至於二○一四年出獄後的高智晟，二○一○年劉曉波獲獎後的劉霞，也根本沒有任何自由可言。中共的維穩新政武裝到牙齒，對於異議人士，當局的維權措施更是五花八門，更加瘋狂，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事，被封口、被喝茶、被旅遊、被失蹤，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他們已經裸奔，你無可奈何。二○一五年，對於異議人士而言，可能將遇到更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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