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大紀元2015年01月25日訊：原北京朝陽區建委官員（法輪功學員）龐有，在剛剛遭受過12載冤獄不久後再遭綁架。
龐有75歲的母親張連英1997年查出患嚴重白血病，白血球達13萬多，幾大醫院都救治無效，住進北京人民醫院接受化療。醫生告訴家人：「沒有什麽希望了，回家吧。」
1998年的一天，龐母在聽了法輪功的靜功音樂後，很久以來第一次不用輸液、不用吸氧，踏踏實實睡了一宿覺；此後，開始學著比劃功法動作，同時聽李洪志師父的講法。後面的幾天裡，龐母連續睡了三天三夜沒起床，不吃不喝。家人不放心，忍不住隔幾小時就去撥拉一下老人，龐母只是抬手擺了擺，說句：「我沒事。」三天之後她起來了，說一句：「我沒事了！我已經是正常人了！」老母剛剛煉功一週就神奇康復，可以給家人做飯、做家務了；此後，龐母走三五里地去教功也覺得很輕鬆。
老人絕處逢生的奇蹟震驚了親朋好友，周圍不少人走入了修煉。1998年7月，龐有也堅定地踏上了修煉真善忍大法之路，並擔任了朝陽區北苑大羊坊煉功點義務輔導員。
2000年9月27日，龐有因為製作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真相資料而被非法抓捕，複印機等被查抄、沒收。在被關押北京七處看守所期間，龐有遭毒打、被施以酷刑，多次昏死過去，據說一隻胳膊不能動。因龐有是北京朝陽區建委的官員，當年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劉淇親自下令對龐有定罪。而龐有妻子郭淑靜也於9月27日被綁架，非法判刑三年。龐有堅持信仰而遭綁架，在獄中遭受了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冤獄12年幾經生死。
因煉法輪功而起死回生的母親張連英延壽九年，在荒唐的打壓運動中眼看兩個女兒和兒子、兒媳遭冤獄，當地國保等不斷恐嚇、上門騷擾（並不分日夜地製造高分貝噪音干擾其修煉），飽經摧殘後離開人世。戴著鐐銬的龐有被押回，哭倒在母親靈柩面前，僅一會兒，就被帶回前進監獄，在場民眾氣憤地說：「人家不過是煉了功，有個信仰，有必要這樣嗎？」
龐有的兒子在父母都被迫害的十幾年中，受到很大刺激，由活潑變得沉悶，感到恐懼，甚至因為心理陰影而輟學。
母親因修煉法輪功起死回生，兒子看到母親煉功後的奇蹟也走上了修煉道路，卻因此遭遇了長達十二年的殘酷迫害。因修煉法輪功使龐有一家絕處逢生、幸福美滿。因中共的殘酷迫害，又使得龐有一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你貪污受賄做壞人我不管，你清廉拒賄、奉公守法做好人，我就迫害你。這就是今天的中共。
像龐有一家的悲慘遭遇在中國大陸有成千上萬。記得大紀元曾經報導過浙江台州師範大學英語專業副教授邵敬梅一家，因堅持修煉法輪功而被迫害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家庭。
二零零四年七月，邵敬梅向人們發放真相資料時被劫持，隨後被非法關押在台州看守所。大約一個月左右，她的身體出現病變，台州公安只得暫時同意給她辦理保外就醫。但是不法人員並不罷休，不斷給台州師大施壓，給邵敬梅的丈夫施壓，逼得她丈夫欲與其離婚。台州公安欲再次綁架邵敬梅，無奈之下，邵敬梅只得離開了家。
邵敬梅的出走，觸動了邪惡神經。浙江台州公安局在全國發出「通緝令」，並將此事上綱為浙江省的「大案」、「要案」。她的丈夫被逼迫免去系主任職務，並被迫與其聲明離婚。一個人人羨慕的家庭，就這樣被中共活生生地碾碎。
邵敬梅遠在黑龍江的父母、婆婆及多位親屬的電話、手機常年被監控；幾年來，浙江便衣警察利用各種名目（如人口普查等）登門騷擾多位親屬；並多次勾結黑龍江當地派出所、街道騷擾其多位親屬，逼問邵敬梅的下落。她的父母雙親在極度恐懼和對女兒的掛念中相繼去世。
年僅十四歲的女兒也輾轉寄宿在多位親戚家。一向被父母視為掌上明珠的女孩兒，倏忽間缺失父母的護佑，心境何等孤苦。就在剛上大學不久，浙江警察竟然跟梢至孩子所在學校騷擾，遭到該校老師的正義抵制；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浙江警察又脅迫校方找來孩子，多人將小女孩兒圍在中間，逼問她母親的下落，給孩子身心帶來巨大的傷害。
一個幸福美滿人人羨慕的家庭，就這樣被中共強行肢解破滅了。
自中共和江澤民犯罪集團開始迫害法輪功以來，在中共及江澤民流氓集團「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殺」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下，數百萬法輪功學員被中共非法綁架、勞教、判刑和殘酷迫害致殘致死，逾六萬多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致死。像法輪功學員龐有、邵敬梅這樣被迫害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真是罄竹難書啊！
可是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至今還沒有停止，這樣的悲慘故事每天都在發生著，被中共非法綁架、關押、判刑的案例每天都發生幾十上百起。還有許多民眾不明真相被中共的謊言矇蔽著毒害著。要想結束這場慘無人道的血腥迫害，讓這些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不再重演，就必須解體中共這個惡魔。
如今迫害法輪功的江澤民犯罪集團主要成員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李東生等許多罪犯已經被抓捕或判刑，江澤民、羅干、曾慶紅等還沒有落網的迫害元凶也只是等待時日。天理是公平的，人做惡都得償還，善惡到頭終有報應。懲處迫害法輪功凶手的大審判很快就會到來，法輪功學員的沉冤也必定有昭雪的那一天。
遲遲不能結束的這場迫害，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中共一天不解體，迫害一天不會停止，這是中共的邪惡本性所決定的，所以對中共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只有解體滅亡它，迫害才會結束。
逾一億九千萬的退黨大潮，已經把中共推到解體滅亡的前夜。願民眾都能從這些殘酷迫害的案例中，能夠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抓緊退出中共邪惡組織，加入到解體中共的大潮中來。只有中共解體，一個沒有迫害，人人擁有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新中國就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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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秦雨霏編譯報導）
研究者說，改善的數據令專家更容易計算在中國有多少人因空氣污染而早死。結果是嚴峻的。根據北京大學和綠色和平組織新的分析，逾25萬中國大城市居民可能因為中國陰霾密佈的天空而早死。
《華爾街日報》2月4日報導說，研究者描述這是第一次根據反映微顆粒PM2.5水平的數據作出的研究。中共政府從2013年開始報告某些城市的PM2.5水平。
這個研究觀察中國大城市，特別是31個省會。它的結論是，在這些城市中，每10萬人當中有90人可能因為過長暴露於高水平PM2.5而早死。
但是仍然，領導這個研究的北京大學教授潘曉川說，至少從某些指標來看，中國空氣污染物的成分跟過去不太一樣。比如，二氧化硫含量在城市已經減少。二氧化硫可以造成各種呼吸疾病，特別是哮喘。
「整體上而言，空氣質量有了某些進步。」他說，然而他說由於PM2.5的數據在過去很有限，因此不可能確定這種污染物是增多還是減少了。專家說PM2.5對人體健康是最有害的。
中共政府去年對污染宣戰。比如，北京市設定目標，截至2017年要減少PM2.5水平25%。北京的嚴重空氣污染令北京市長自己稱這個城市是「無法生存」。這個城市因為靠近河北省而被高濃度陰霾包裹。全國十大最髒天空城市當中有七個屬於河北省。
綠色和平工作人員方元說，他對北京達成目標持謹慎樂觀態度。他說北京的PM2.5水平比去年下降了4%，部份由於更嚴格的交通管制和減少煤炭消耗的努力。然而，他說即使城市減少PM2.5的水平，在2017年達到國家目標，這樣的水平對於人體健康而言將仍然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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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去年十二月初的幾天，不時有上海友人送來這條短信：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徐元章是上海的水彩畫家，但讓他出名引發上海人關注的，不是他的畫作，而是他曾是上海私家第一豪宅──寶慶路三號戶主。十年前，他因財產繼承權糾紛捲入轟動上海的一場官司，他先是不服判決提出上訴的苦主，然後又成為「私佔住宅」的被告。二○○七年，他被趕出住了五十六年的老宅，搬入只有五十幾平方米的陋室。
走出老宅時徐元章幽靈般地對人低吟，「離開寶慶路三號，我是要死忒的呀。」果然，好好一個六十出頭的人，不出幾年就鬱悶死了，得知他死訊的老上海們不無惋惜地哀歎：「上海灘最後一個老克勒走了！」
寶慶路三號和顏料大王周宗良
寶慶路三號位於淮海路和寶慶路交叉路口，是原法租界的高級住宅區，緊鄰商業繁華的淮海路段，門前馬路上的高大法國梧桐樹茂密成蔭，鬧中取靜，是上海黃金地段中的黃金位置，如今寸土寸金，是名副其實的「地王」。宅邸佔地近五千平米，有近四千平米大的花園，裡面草坪翠綠樹木蓊鬱，五棟歐式房屋矗立其間，建築面積一千多平米。
宅院原主人是徐元章的外公周宗良，他是百年前上海灘上的傳奇人物。周宗良出生於寧波一個牧師家庭，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講一口好英語，憑此進了德商美益顏料行工作。一九○五年，周宗良到上海闖蕩，進入德商的謙信洋行，得到老闆賞識後當上了買辦。一戰爆發時，老闆將謙信的所有染料低價賣給周宗良。戰時亞歐間運輸斷絕，進口染料成了緊俏品，周宗良一躍成為「顏料大王」。
一九三○年，周宗良買下德國人建了沒幾年的寶慶路三號，再進口最好建材續造了幾棟洋房，分設客廳樓、主人樓、客人樓、傭人樓，成為上海灘第一私人花園。一九四八年，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周宗良撇下上海家業，帶著資金和三個兒子移居香港，一九五七年在那裡過世。
周家的磨難和迴光返照
四九年後周家留在上海的人少，住不滿寶慶路三號的房子。一九五一年，周宗良讓女兒周韻琴一家入住，周韻琴七歲的兒子徐元章隨父母開始以此為家。
在毛統治的階級鬥爭時代，大資本家的周家大宅難得安寧，文革時各路造反隊上門抄家，屋裡昂貴的中西式家具器物不是被擄走就是被損壞，還有單位強行入住洋樓公用。沉溺於繪畫的徐元章，為了生活不得不去街道工廠繞了近二十年線圈，直到一九八五年辭職當自由畫家。
徐元章畫作的靈感源自寶慶路三號，他只畫上海的景物，絕大部分是老洋房。他畫中的上海屋宇，靜謐中隱蘊著生氣，閒適中坦露著自由，飄逸著夢幻的氛圍，看上去是熟稔的上海，又與人們眼前的不同，那是活在畫家心靈深處的老上海。
九十年代中期，徐元章不甘把老上海停留在畫布上，他要在生活中恢復老上海的舊時光，便重開四十多年前每周舉辦的「老克勒」（老上海的洋涇浜英語，為old clerk「老白領」意譯，又有class的意味，指老上海有層次、會享受的上流紳士）home party（家庭舞會）。不少名門望族的後人應邀而來：昔日鋼鐵大王的孫女、麵粉大王的孫子、上海名醫的兒子，其中不少七老八十滿頭銀髮……他們多數畢業於老上海的聖約翰、滬江等著名大學，能講一口流利英文。他們喝著香醇咖啡，伴著英文爵士老歌翩翩起舞，虛幻地復現老上海的浮華。
「老克勒」舞會的名聲傳開來，寶慶路三號成為老上海「最後的貴族」的據點，還吸引了在滬工作的外國人，許多駐滬總領事成了常客。最壯觀的一次有一百七十多位外國人聚會，以致在老外中流傳著「沒有到過寶慶路三號，就不算真正到過上海」。
寶慶路三號被拍賣
寶慶路三號舞廳的彩燈不過是迴光返照。
一九九一年政府給寶慶路三號繼承人頒發國有土地使用證，引發周家後人提出分割房產的要求；媒體對「老克勒舞會」的報道，加劇了爭奪這座樂園的紛爭。
二○○二年，周宗良的三媳婦周遂良等七人向上海第一中級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分配寶慶路三號這份遺產。周族有繼承權的十三人多數散居世界各地。二○○四年，法庭裁定，寶慶路三號實物無法分割，只能採用競價方式變現款按遺囑分配。當時市價近二億的寶慶路三號，由法院將產權以七千三百萬元賣給了上海地產集團。
按周家協議要所有繼承人都簽字才能出售產權，但十三人中有七人不簽字，他們明白，法院（代表政府）和企業聯手利用周家的矛盾耍了他們。他們向上海市高級法院上訴，要求撤銷七千三百萬轉讓的競價結果。二○○六年五月，上海市高院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了一審法院對房屋產權歸屬及折價款數額認定的判決。徐元章的母親周韻琴有繼承權，但她五七年去香港奔喪後移居英國，迄今下落不明，徐元章無法代位繼承。
徐元章不服判決提出申訴：他在老洋房居住了五十六年，期間一直在出資維修，應該享有房子的居住權。他的申訴不但遭到否決，一年後他自己成了被告：得到產權的上海地產集團上告徐匯區法院，要求徐元章搬離寶慶路三號。二○○七年八月，法院判決徐元章三十日內搬出寶慶路三號，他上訴市中級法院被駁回。
徐元章只得認命，他知道自己身處的社會。四九年後，上海近萬棟洋房和其他民居絕大多數被充公，由私產變成了國家財產（公產），實質卻是名副其實地被「共產」。如今，丁香花園等上海久負盛名的「十大名宅」早已「國有」，另有三千多棟豪華獨立花園洋房中產權屬私人的不到一百套，寶慶路三號是其中之一已屬萬幸。當年要不是外公周宗良英明，讓他們一家入住，寶慶路三號早就歸公了。這樣說來，他已經「白賺」了便宜，在豪宅多享五十六年「清福」，還爭什麼？
殘存的最後輓歌
隱居寶慶路三號那些年，徐元章「躲進小樓成一統」，對外面的「日新月異」視而不見，像玻璃缸的一條金魚，活在夢中的老上海，「優哉遊哉」自得其樂。搬進「有關方面」出於「可憐」配給的「臨時蹲蹲」的小屋後，他才開始體驗「新上海」生活。
當年，周宗良等一大批老上海的創業者逃離，許多洋房人去樓空，不久上海「解放」，從市長到各基層部門幾乎都換上不會說上海話的領導，在這股政治大潮的衝擊下，遠東文化和工商業第一大都市從此風光不再。到了文革結束尤其是八九年後，類似周宗良的許多後輩及「解放後」長大的各類老上海精英移民出國，整個上海幾乎人（才）去城空。同時，政府強拆賤賣上海人的住宅建樓盤，大批外來的暴發戶湧入上海買豪宅，不會說上海話的土豪一統天下，在這股經濟大潮的衝擊下，按時下的流行說法，如今的上海窮得只剩下錢和水泥森林。
徐元章蝸居在逼仄的水泥森林中，經不住長年忍受窒人的氣息，如他自己預言地「死忒了」！對於人事皆非的「新上海」而言，他活著，不過是個唯美卻無用的人，他那老派的貴族精神無論如何誇大，都不過是屍居餘氣。老上海的輓歌早就隨他外公和母親的出走而奏響，他的「死忒了」，僅是輓歌殘存的音符的徹底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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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歷史上的山頭政治
中共的山頭政治有其歷史和文化根源，與清末民初甚囂塵上的軍閥主義一脈相承。中共憑暴力革命起家，而暴力革命又從佔山為王起步。出身農家、初識馬列的毛澤東之所以在黨內異軍突起，靠的不是理論功底，也不是組織才能，而是鑽山溝、佔山頭，開創了暴力革命的井岡山模式。就政治高度而言，井岡山乃是中共第一山頭，是取之不盡的政治富礦。毛一輩子胡作非為，其一切「偉大革命事業」無不以井岡山上所掘取的「第一桶金」為基礎。直到晚年，每遇黨內發生重大鬥爭，「偉大領袖」若憑胡攪蠻纏不能服眾，便會祭出他的致命法寶：「你們不跟我走，我就回井岡山找紅軍去！」毛以此向高層同僚耍賴皮，亦以此逼不服氣的對手認輸。
紅軍時期的各大根據地、三個方面軍，抗戰時期的八路軍、新四軍、各大敵後根據地、黨的白區組織，「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的四個野戰軍、六個大區，在某種程度上，它們也都是有一定份量的政治山頭。戰爭年代，山頭是中共組織體系的結構性因素，甚至可以說，中共的力量主要存在於各山頭之中──去掉了這些山頭，中共就只剩下一副空殼，與「八個民主黨派」無異。每個山頭各有相對獨立的政治資源，有基於歷史淵源和戰鬥情誼而形成的人事班底，有基於軍功和統治地盤而形成的勢力範圍。每個山頭都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自己的功勞，於是乎，也就有了論資排輩、論功行賞的機會，有了排座次、分交椅、「坐江山」的資格──老一輩死了，「紅二代」、「紅三代」們還打算著世襲這一資格。
毛澤東「五湖四海」用人術平衡各山頭勢力
中共所謂「五湖四海」的幹部任用制度，說白了，就是各個山頭都要照顧，各路人馬都有機會，大家一起瓜分官職、利益均沾的意思。中共建國以後，無論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的名額，部委、軍區和各省的權力分配，還是元帥、大將、上將的授銜與排位，都曾刻意在各個山頭之間尋找利益平衡點。比如說，李先念之所以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成為「不倒翁」，除了其世故圓滑、投機取巧的性格之外，也是因為在張國燾叛逃、陳昌浩被踢出局、徐向前靠邊站之後，毛澤東要為四方面軍、西路軍的眾多部將留下一個朝廷的席位；抗戰初期就已經脫離軍務的徐海東之所以在開國大將裡緊隨戰功赫赫的粟裕位列第二，是因為西北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謝子長早死，高崗已經倒台，本屬四方面軍的徐海東遂以先於中央紅軍到達陝北的經歷勉強充當西北紅軍的首席代表；林彪摔死後毛澤東主動提出給賀龍平反，並要求「不要核對材料了」（毛當然知道那些整人材料太假，沒有核查的必要），平反的主要理由是「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賀龍）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
毛澤東是玩山頭政治的高手，既擅長拉山頭、樹山頭，更擅長削山頭、奪山頭，拉自己的山頭讓它壯大。井岡山本是袁文才、王佐的山頭，被毛澤東收編了；朱德、彭德懷兩部人馬其後上山，被毛澤東「會師」了。四方面軍本是張國燾的山頭，張與毛在長征途中尷尬會師，兵強馬壯、人多勢眾的張部不肯臣服於衣衫襤褸、彈盡糧絕的毛部，悍然另立中央，最終被毛打散了（西路軍的慘敗一直被毛記在「張國燾錯誤路線」賬上，其實不然。毛死後，李先念、徐向前根據存檔的電報還原了西路軍所有重大軍事行動均由毛和中央軍委直接指揮的事實，此結論經過了陳雲的確認。）國統區的黨組織、中共長江局、新四軍本該是周恩來的山頭，毛對之心存疑忌、不冷不熱。皖南事變後，毛聯合劉少奇予以接收改組，再經延安整風，周系山頭大部被毛削除；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為代表的國際派更慘，雖曾長期以中共理論權威、意識形態正統自居，卻一直未獲得拉山頭、建實力的機會。張聞天做了七年名義總書記，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山頭作後盾，始終根基浮淺，腰杆子硬不起來，毛澤東「只需動一動小手指頭」，就輕而易舉將他推倒下台了。這說明，在中共的政治氣氛裡，雖有派系，若無山頭，也終究站不住。
山頭與正統：從井岡山到陝北
中共山頭不光有大小之分，還有正統、非正統之別。在毛時代的中共官場，最正統的革命資歷首推井岡山老革命，即以一方面軍一軍團為正宗；其次是長征老革命（又以中央紅軍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為正宗）；再次是陝北老革命。毛澤東從井岡山起家，在陝北發家──從地方割據走向統治全國，陝北堪稱中共福地。毛在延安整風時曾說過，「井岡山是中國革命的大正統，陝北是小正統」。這話只能毛澤東說，別人說也是犯忌的──畢竟陝北這座山頭是在中共北方局領導之下搞起來的，其創建和發展與毛本人或毛派並無絲毫歷史淵源。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陝甘邊根據地創始人之一，一九六二年因小說《劉志丹》無辜蒙冤，被毛澤東誣以「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當時向康生揭發習仲勳的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上將就是抓住了「正統」二字大做文章。閻指責小說把陝北根據地寫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寫得比井岡山還「正統」，目的就是要借拔高劉志丹以吹捧習仲勳，且「為高崗翻案」，以便毛主席死後習仲勳繼承大統「接班當皇帝」。這個罪過可不小。一本紀實小說，閻紅彥勾起了陝北革命江湖的歷史恩怨，康生抓住了「配合主席」的天賜良機。打倒習仲勳是毛劉反目之前二人最後一次親密無間的政治合作。於是，「利用小說反黨」演變成了「習、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案」，賈拓夫被整死後又變成了「習、馬（文瑞）、劉反黨集團案」。這個「反黨集團」再往上升級，最後成為「彭、高、習反黨集團」，往下擴散，成為「西北反黨集團」，株連數萬人，死傷慘重，陝北革命舊部幾乎全軍覆沒！幾年後，告倒習仲勳的閻紅彥也被「革命群眾」給嚇死了。毛澤東就是這樣報答陝北根據地的養育之恩的。
習仲勳兩次陷山頭牢獄之災
閻紅彥不是外人，而是土生土長的陝北老革命。陝北原本是個小山頭，但山頭雖小，卻山頭裡面有山頭，又分成陝北與陝甘邊兩塊，形成了謝子長、閻紅彥一派與劉志丹、高崗、習仲勳一派，兩派不和，內鬥很激烈。「三嘉原事件」兩派火拼，閻紅彥充當謝派打手，親手槍殺了劉部骨幹趙連璧，繳了劉志丹的槍，還就地解散了劉好不容易拉起來的隊伍，從此兩派結下不解的仇怨。原四方面軍徐海東部進入陝北後與謝派結盟，陝北的內部傾軋更加複雜。一九三五年陝北肅反是山頭矛盾惡化的結果，劉志丹派是挨整的一方，陝甘晉省委的朱理治、郭洪濤、聶洪鈞（及其上司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徐海東部紅二五軍的肅反專家戴季英是整人的一方。當毛澤東率中央紅軍到達陝北時，劉志丹派幹部已有二百三十多人被殺，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陝甘邊根據地創始人均被嚴刑拷打、殘酷虐待，命在旦夕。習仲勳回憶說：「毛主席再晚來幾天，我們就被活埋了。」此後高崗成為毛的親信，高又將習仲勳推薦給毛，延安整風時毛親自召集西北高幹會議，追究當年肅反責任，並將高崗樹為「陝北正確路線的代表」。但閻紅彥們不服輸，閻一直認為劉志丹派不過是打家劫舍搶女人的土匪，謝子長才是陝北革命的正統，言下之意謝死之後他才是陝北的代表人物。閻以此與高崗、習仲勳為敵，從不放過任何一次落井下石的機會。倒是當年差點被他們整死的高、習對仇人更加寬容一些。何家棟先生回憶說，遭受了十多年牢獄之災習仲勳提及苦難往事，並沒有抱怨過閻紅彥一句。可憐習仲勳，一生兩次九死一生的無妄之災，竟都與陝北歷史上山頭主義的無謂「正統」之爭有關。
中共始終未擺脫山頭主義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掃蕩山頭主義的傑作，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各黨內派系均遭重創，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山頭均被「摻沙子」、「挖牆角」、換班子。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白區山頭、以高崗為代表的陝北山頭異軍突起，地位上升，成為毛的「親密戰友」，七大以後成中共政壇顯貴。毛是鬥爭高手，在延安與劉少奇打得火熱仍不忘未雨綢繆，提升高崗乃是毛為了制衡以至對付劉少奇預做埋伏，因為毛素知高崗以「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為中共正統，厭惡且瞧不起劉少奇及其「白區黨」，認為白區起家的劉少奇不配獲得「接班人」地位。一九五三年「五馬進京，一馬當先」，「東北王」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身份進京，關於此中深意，習仲勳曾對李銳說過，毛澤東明確告訴高崗，調他進京就是去頂替劉少奇當「接班人」的。高崗大概是把毛「陝北是小正統」的言論也當真了，結果成了毛劉鬥爭最早的犧牲品。如今，當年陝北山頭的血統傳人，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終於坐上了大位，這似乎應驗了「小正統」之說，由此依稀可見中共政治的山頭主義和血統主義底色。
最近，中共「打虎」戰場上傳出「黨內決不容忍搞團團夥夥、結黨營私、拉幫結派那一套」的「最高指示」，坊間傳言薄、周、徐、令是「新四人幫」；人們已經看到「石油幫」、「四川幫」、「政法幫」、「山西幫」、「江西幫」，接下來可能還有「江蘇幫」。這些幫派（其實應該叫山頭）「盤根錯節，頃刻瓦解；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毛澤東語）；軍隊也正在仿照毛鄧「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方式進行人事重組，反腐運動似乎越來越變成了一場反山頭運動：腐不腐倒在其次，要害在於有沒有山頭。而另一方面，習近平主政閩浙滬時期的昔日「從龍之士」，以及家族世交、本人舊友紛紛走上了各級黨政軍領導崗位，「習家軍」隱然成形，這似乎又是一場拉山頭運動。奪人家的山頭，樹自己的山頭，習近平的「治國理政」風格確乎神似當年老毛。但拉山頭也好，砍山頭也好，以山頭反山頭是走不遠的，正如以腐反腐是行不通的，當今社會唯憲政化民主化為去山頭化之康莊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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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在年初被中紀委帶走，立即引發廣泛關注。官員倒台往往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他的垮台，除與周永康案件不無關係外，更與南京乃至江蘇官場的內鬥有關。
二虎相爭
楊衛澤落馬後，他與前南京市長季建業的矛盾方浮出水面。矛盾焦點之一是季建業曾力推耗資一百八十三億元的雨污分流工程。其實，下水道建設從來是腐敗重災區，季建業從二○一○年起盯上這塊「肥肉」，而二○一一年「駕臨」南京的楊衛澤未能從中明顯獲益。在季建業於二○一三年十月垮台後不久，南京市宣佈全面暫停雨污分流工程。
季建業下台前，在南京市委「民主生活會」上所作「自我批評」的主要問題正是雨污分流工程。他連續三次交「自我剖析材料」，都被楊衛澤打回。到季建業被帶走接受調查時，打電話通知的正是楊衛澤。他在隨後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以「秋高氣爽、天高雲淡，令人心曠神怡」開場，想必尚未充分考慮季建業倒台對他的全部影響。
除在南京的兩年多時間，楊衛澤與季建業兩人仕途還有過短暫交集。楊衛澤在二○○一年初出任蘇州市委副書記、市長時，季建業為蘇州下屬昆山市的市委書記。不久，季建業被提拔為揚州市委副書記、代市長，於是兩人分別在江南、江北「發財」。
兩人實際上還有一些相似之處。楊衛澤在蘇州、無錫大搞拆遷，季建業在揚州也大搞拆遷；楊衛澤在無錫推過雨污分流，季建業在南京也力推雨污分流；楊衛澤比較霸道，季建業也甚為「彪悍」；兩人都有「政績饑渴」，也都有「性饑渴」：楊衛澤的情婦至少包括無錫新區宣傳部部長余敏燕，季建業情婦至少包括揚州市環保局局長金秋芬、發改委副主任周冰等。
季建業落馬後不久，其岳父高德正住到北京，並時常到中紀委實名舉報楊衛澤，包括他任無錫市委書記期間以及早前在江蘇省高速公路建設指揮部期間的問題。滬寧高速於一九九六年二月全線貫通，十一月正式通車。而楊衛澤在該年九月由江蘇省交通廳規劃計劃處處長升為副廳長。報載當時有關該公路的重大腐敗線索被強行捂下來，顯然楊衛澤有靠山，導致他未被查處，反而升官。那時高德正任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但未像現今這樣執意到中紀委告狀。
楊、季「二虎相爭」，先是「必有一傷」，最終「兩敗俱傷」。他們在中紀委反腐中內鬥，中紀委則在他們內鬥中反腐。以往的中紀委，壓下不少大案，保住不少高官。到王岐山時代，中紀委對一些大案不再壓下去了──比如此次的楊衛澤案件，但目前還不能肯定它對所有大案都如此。
南通幫
季建業是女婿黨，楊衛澤據說也是。季建業的岳父是高德正，而楊衛澤的岳母（或乾岳母）據傳是顧秀蓮，但至今未證實。顧秀蓮是江蘇南通人，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九年曾任江蘇省委副書記、省長；楊衛澤祖籍常州，但在南通出生、長大。江蘇政壇有「南通幫」之說，過去江蘇省的主要領導陳煥友、季允石都是南通人。在中央工作的也有一些南通人，包括劉延東、曹建明、丁薛祥、張志軍等。
楊衛澤曾獲快速提拔，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八年期間他在江蘇省交通廳由處長躍升為廳長──這是炙手可熱的正廳肥差。陳煥友在此期間為江蘇省委書記，季允石任江蘇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看來楊衛澤的非常規提拔應與陳、季兩人有重要關係。 我們應當關注的是楊衛澤如何從蒼蠅變成老虎，又是哪些更高的官員在「養虎為患」──他們或為更大的老虎。這些老虎中，就包括「南通幫」老虎。
楊衛澤的下屬中，也有南通人，比如原南京建鄴區委書記馮亞軍，報載兩人有時會用家鄉話交流。楊衛澤二○一一年三月任南京市委書記，馮亞軍同年六月出任建鄴區委書記，相差三個月左右。馮亞軍倒台在二○一四年九月，楊衛澤被帶走則在二○一五年一月，相差不到四個月。在此附帶一提的是，馮亞軍倒台與季建業的檢舉有關。 此外，因為季建業倒台，楊衛澤得罪的應不僅是高德正一人。在江蘇政壇，由於蘇州經濟發展較快，蘇州官員包括本地出生官員升遷較多，勢力不小，當可稱為「蘇州幫」，比如季建業與其前任南京市長蔣宏坤同為蘇州張家港人。另就季建業曾任職的縣級市昆山而言，先後有數任市委書記出任江蘇地級市市長。如果楊衛澤遭到部分「蘇州幫」成員的敵視，其仕途難免會受影響。
楊、季兩隻老虎再次提供證據，說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腐敗社會主義、拆遷社會主義、裙帶社會主義、褲帶社會主義，還是幫派社會主義。
牆倒眾人推
在楊衛澤倒台前，他搞強拆引發民眾實名舉報，而國內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一直不予報道。他剛一倒台，媒體立即採訪了無錫訪民，包括自稱在強拆中損失達三點五億元的吳兆禎。
在季建業剛被查處時，媒體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報道，但卻迴避談及他與楊衛澤之間的矛盾，而這正是他倒台最重要的原因。直到楊衛澤被帶走後，南京這兩位前高官的矛盾才浮出水面，此時公眾方能對季建業案件有更全面的認識。
看來目前國內的傳統媒體僅能發揮「牆倒眾人推」的作用，很難揭露現職官員腐敗，很難為訪民「雪中送炭」。目前中共的新聞控制，雖難收到愚民的效果，卻可以保護一批腐敗官員，使他們的惡行劣跡不被曝光──無論楊衛澤還是季建業，都曾是這種新聞控制的受益者。只有當他們倒台後，公眾才能從傳統媒體知道其任職期間的種種醜聞，包括情婦究竟是誰等。
實際上，無論楊衛澤還是季建業，都是「邊腐邊升」者，他們的升遷過程都有一些疑點。這些疑點本來有重要新聞價值，並有可能牽出其它老虎；然而，官方嚴格控制的傳統媒體，至今未對此進行深入報道。
另一方面，儘管大陸網路媒體也一直處於官方監控下，但幾年來關於楊衛澤的負面傳聞時有出現，即便較為零散甚至僅為隻言片語。其中有些看似「謠言」者，後來成為「遙遙領先的預言」。這也無怪乎網路，而非報刊、廣播、電視，成為研究中國現實問題的更全面也更多元的信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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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運動發展成為雨傘運動後，在北京與特區政府拒絕任何妥協的情況下如何收場，不但成為眾所關注的事情，也是這場運動領導者頭痛的問題。
最後的兩種形式，一是自首，一是清場被警察架走。前者是七十五人，後者被架走拘捕者，僅金鐘一個地方，十三小時內就是二百四十七人，另外還有九百零九人被警方記下資料，日後可以藉此再拘捕算賬。可以說，參與者更認同後者。而且後者比較悲壯，意味著日後還會有再起的理由；前者帶認錯成分，會被人認為就此偃旗息鼓。但是不論哪一種形式，都不能否定這場偉大的運動，已經改寫香港的歷史，必然也將改寫香港的未來。
為何八成人主張停止佔領
佔中運動轉型為雨傘革命，的確激發了香港人的熱情，在國慶前夕的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夜裡，塞爆了金鐘、旺角、銅鑼灣三地，人數達到二十萬人。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十二月十八日公佈新一輪政改民調則顯示，約兩成受訪者曾到現場參與佔領，推算出約有一百二十萬港人參與佔領運動。
以香港七百多萬人口來說，去掉小童與老弱病殘，比例相當驚人。然而長拖下去，熱情冷卻，越來越多的民意要求佔領者撤走。
港大民研計劃於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以隨機電話訪問方式訪問了五百一十三人對佔領行動的意見，當中八成八受訪者表示近期沒參與佔領運動。調查結果還顯示，有八成二九受訪者表示應停止佔領；當中四成○四認為應改用其他方式爭取，一成一三認為已達到目的，三成一二認為根本不應該佔領；認為應繼續佔領的受訪者有一成三。
顯然，這個民調數字給佔領者很大壓力，似乎他們的佔領行動已經失去民心。出現「自首」行動可能與此有關。
然而對這個民調需要具體分析。如同台灣的九合一選舉民調與選舉結果出現極大落差一樣，現在的民調，都是夜裡打到家裡的電話，與手機族的壯大脫節；而且夜晚在家的多為思想比較保守的老年人，年輕人還在外面夜遊，這是導致現在的電話民調已經很難準確表現民意的結果，即使採取一些措施來補正這些缺陷，恐怕也還不夠。
另外，即使反對繼續佔領者，並非全部反對佔領。有的是認為時間長了，帶來生活上的不便，有的是關心佔領者太過疲勞，影響他們自己的學習、工作等，不一而足。真正「惡意」反對佔領的在民調中也只有三成一二。如果民調能夠把年輕人的意願也準確表達的話，真正反對者就不會有三成了，也的確能夠表達出來比較準確的民意。
簡單看待八成人有誤導之嫌
但是傳媒簡單的以八成多反對繼續佔領的數字作為真實的民意，就有誤導之嫌。如果特區政府或警方也以為這樣代表他們的不妥協態度與暴力行為得到港人擁護，那就勢必造成未來更大的政治風暴。
香港大學民研計劃十一月下旬所做的民調，對警隊滿意度淨值跌至兩成九一，首次跌破三成，破九七主權轉移以來的新低。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認為，警隊民望跌至歷來新低，明顯是因近期的佔領行動已把警隊變成政治磨心，促警隊加強執勤專業和對社會關愛，「不用旁門左道，讓政治問題以政治解決」。在我看來，損害警隊形象最大的有三點：一是暴力，二是嚴重違背行政中立的原則，三是以詭辯來應對自己的錯失。
港大民研計劃於十二月八日至十一日，透過電話訪問了約一千名市民，時間橫跨金鐘佔領區最後一夜和金鐘佔領區清場當日。梁振英的評分下跌五分至三十九點七分，是他任內第二低分；反對他出任特首的比率高達六成三，是他任內新高。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評分則為五十四點八分，較上次下跌兩分。林鄭的支持率減少六個百分點，比率為五成，反對率增加六個百分點，比率為兩成一。在處理佔領問題上，相對梁振英，林鄭的取態比較溫和，願意與學生對話。但是後來逐漸強硬，所以民望也跟著下跌。
從這兩則對警方與高層官員的民調來看，對他們不滿意度的增長，也說明即使民眾對繼續佔領的不滿，並不意味著就是對政府政改與清場的滿意度增加。也因為如此，雖然旺角、金鐘、銅鑼灣三個地方已經先後被清場，但是民眾還會有後續動作，讓清場不會那樣「完美」。尤其是旺角地區更值得注意，那裡更反映出香港社會的整體特色。
仰仗威權與市儈本色
中文大學在十二月十八日公佈的民調，傾向全面撤離的是七成六二，比港大的民調結果已經有所降落，可能因為清場已經基本完成，民眾對撤離沒有那樣急切了。
當然，如果民眾能夠更強有力的支持佔領，更多的參與佔領，那麼佔領運動的士氣會更加旺盛，政府不會那樣容易清場，也就可以多維持一些日子讓運動的影響力繼續擴大。
為此，香港《信報》前老闆林行止歸咎於「仰仗威權統治的，同樣大有人在」，再就是「港人市儈本色」，也就是對佔領運動「砸人飯碗、礙人生計」的不滿。
仰仗威權統治來自英國的長期統治。香港人忙著賺錢，「拼經濟」而不關心政治。問題是那時的英國是民主國家，為香港創造一個值得人民信賴的自由環境。一旦香港的宗主國變成中國，中國是一黨專政的獨裁國家，與自由民主為敵，香港人如果沒有改變仰仗威權統治的心態，就等於葬送香港的核心價值。幸好有這種仰仗威權習慣的，是過去享受過自由的中老年人，香港年輕人沒有這個習慣，所以他們才會揭竿而起，成為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先鋒與主力。
至於「市儈本色」的養成，也與英國人的統治有關。英國人把香港發展成為高度商業化的城市，自然形成某些民眾的現實主義與功利主義。不能「阻人發達」成為道德標準。因此因為佔領運動造成生活上的不便，短期可以接受，要付出長期的代價就不行了。
但是香港人的功利主義還是被框在香港的「法治」之內，與中國特色功利主義的不擇手段、無法無天，常常不按理出牌，或者有駭人聽聞之舉，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活摘器官對中共高層的「特供」。香港人可以就自己的「市儈本色」進行檢討，但是中共方面就沒有資格對此指手劃腳。
反對官方普選方案仍佔多數
有幸的是，這次佔領運動已經使外界眼睛一亮，說明香港人的這兩個缺點已經有不少進步了。這點，中共是「反面教員」。通過這次佔領運動，相信年輕一代的成長，將顯露香港人質素的進一步提高。
最後，中文大學那份民調還顯示，即使清場已經基本完成，抗爭的氣氛已經單薄，但是還有五成二八的民眾認為政府應作具體讓步以解決僵局。雖然支持通過二○一七年特首普選方案的比率達三成八二，創九月以來新高，主張否決的亦跌至四成三一的新低，但是反對者仍然多過贊成者。難道北京與特區政府可以蒙住自己的眼睛一意孤行，而香港民眾一定是逆來順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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