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語文教材擺烏龍 民眾揭中共謊言

中共篡改偽造歷史，以謊言治國，語文和歷史教科書充斥著謊言。課文紅軍《飛奪瀘定橋》被民眾揭發是虛構造假（網絡圖片）（記者李明綜合報道）
1949年中共竊國後，即開始篡改歷史，以謊言治國。日前，大陸語文教材又被曝擺烏龍，將美國作家（Morton Hunt）莫頓‧亨特提早「去世」。偽造歷史，錯誤百出的中共愚民教材，早被許多民眾和海內外學者揭露和唾棄。
美71歲作家 56歲就「被去世」
大陸媒體報道，12月11日，在江西南昌豫章中學讀初一的李同學反映，他們全班同學都發現語文課本92頁一篇名為《走一步，再走一步》的文章中，編者註明作者美國作家莫頓‧亨特只活了56歲，而文章中他卻能回憶65年前的事情。經過同學們查找資料發現，原來是教材擺烏龍，把活了71歲的美國作家（Morton Hunt）莫頓‧亨特，提早到56歲「被去世」。

日前，江西南昌中學生發現，人教版七年級語文教材，把美國作家（Morton Hunt）莫頓‧亨特提早「去世」。（網絡圖片）中共「改北平為北京」 七年級上冊教材錯誤30多處
豫章中學從事初中語文教學的張老師說，本學期的教學中，他已經發現人教版七年級語文課本中有多處錯誤，如第67頁《濟南的冬天》對北京一詞的解釋，說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復稱北京」；而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上規定「定都北平，改北平為北京」。
歷史資料表明，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北平被日軍佔領，將北平改名為北京。1945年日本投降，同年8月21日國軍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部奉命接收北京，並更名北平。中共在1949年竊國後，又將北平改為北京。
今年11月，河南鄭州市一位老師認為人教版新版七年級語文上冊教材裡有30多處錯誤，已將人民教育出版社告到了法院。
對這些差錯，很多老師家長都吐槽，表示無法理解，並指責出版社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1949年中共竊國後，用以洗腦和愚民的語文和歷史教科書篡改偽造歷史，到處充斥著謊言，錯誤和笑料百出，以下僅僅是部分被海內外學者和民眾揭露曝光的謊言笑料。
朱德的扁擔？林彪的扁擔？
1950年代初期，一篇頌揚所謂「朱德艱苦樸素精神」的文章——《朱德的扁擔》被編入了小學教材。然而，十多年之後，毛澤東發動文革，林彪開始紅得發紫，1967年2月，學生們過完寒假回到學校後發現，同樣一篇課文，已經換成了《林彪的扁擔》。無數的「紅小兵」們又開始在這篇課文中學習「林彪的艱苦樸素精神」。
僅僅數年之後，九‧一三事件發生，林彪從毛澤東欽命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副統帥」，變成「叛國投敵」的「野心家、陰謀家」，中共教材又悄然變換成《朱德的扁擔》。
有民眾質問：一根扁擔，就這樣隨著中共的政治需要，而不斷發生變幻換位。這是對常識的褻瀆，還是對現實的嘲諷？
「長征北上抗日」是謊言 賀龍「草帽計」跨越時空

紅軍「長征」實為被蔣介石指揮國軍圍剿後慘敗逃亡。1934年，小諸葛白崇禧指揮桂系鋼軍，聯合湘軍血戰中共紅軍。湘江之役紅軍主力遭到最大慘敗，被殲滅4萬餘人，林彪、聶榮臻險些被俘，毛澤東垂頭頓足，流淚哀歎號稱紅軍「鋼鐵之師」的紅34師全軍覆滅。（來源：《中國人民解放軍70年圖集》）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曾經撰文披露，「長征」的真相被刻意掩蓋刪除，中共的有關敘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歪曲編造。海外歷史學者也早已經以大量歷史事實說明：所謂的紅軍「長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在中共向人民的宣傳中，「長征」是北上抗日的「艱苦卓絕的壯舉」，紅軍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吃皮帶充飢。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有些紅軍不但下飯館，做皮衣，還有鍋貼羊肉吃。
教科書還有一篇長征期間，賀龍用草帽計謀，不費一槍一彈，使敵人自相殘殺的故事：「1934年長征期間，賀龍帶領一支紅軍隊伍，由湘西向貴州進發，蔣介石的白軍……派飛機在天上跟蹤轟炸、掃射。那時，正是炎夏，地上的草木都被曬得枯焦了；指戰員們雖然人人頭上戴了一頂草帽，仍然熱得汗流浹 。……」
有民眾查閱歷史資料得知，1934年的「炎夏」，賀龍的紅三軍還沒有開始長征，而是在湘黔川交界地區。當「長征」、 「國民黨飛機轟炸」、「從湘西向貴州」，這些條件都可以滿足了，已經是 11月了，並非「炎夏」。沒了炎夏，賀龍草帽計怎麼可能實現呢？
「飛奪瀘定橋」純屬虛構造假
《飛奪瀘定橋》課文宣稱紅軍22位勇士飛奪瀘定橋：「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紅軍向天險大渡河挺進。大渡河水流湍急，兩岸都是高山峻嶺，只有一座鐵索橋可以通過。這座鐵索橋，就是紅軍北上必須奪取的瀘定橋。」
「國民黨反動派早就派了兩個團防守瀘定橋，阻攔紅軍北上；後來又調了兩個旅趕去增援，妄想把我紅軍消滅在橋頭上。我軍早就看穿了敵人的詭計……紅四團英勇地奪下了瀘定橋，取得了長征中的又一次決定性的勝利。 紅軍的主力渡過了天險大渡河，浩浩蕩蕩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線。」
有民眾揭露說：「日本侵略者在東北，你北上到西北跟誰抗日？我說到這裡，學生都笑了。」
還有民眾揭露，「飛奪瀘定橋」純屬虛構造假，因為在瀘定橋根本沒有戰鬥，紅軍到達時，瀘定橋根本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鄧小平在1982年對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親口說：「這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軍隊的戰鬥精神。其實沒有打過什麼仗」 。
「三年自然災害 蘇聯逼債」是謊言
中共教科書宣稱，三年自然災害造成饑荒，蘇聯逼債。
歷史學者和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等人經過查氣象資料和調查瞭解大饑荒真相，認為大饑荒完全是人禍，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造成的。從1959到1961這三年，根本沒有什麼全國性的災害，只有局部地區有災，這屬於正常情況。蘇聯並沒有逼債，而且還要援助中國， 但中共拒絕了蘇聯的援助，還繼續往外賣糧食，援助別國。1960年是中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年，也是外賣糧食的高峰。
《我的戰友邱少雲》 —— 人死了當然不會動
課文宣稱：“為了整個班，為了整個潛伏部隊，為了這次戰鬥的勝利，邱少雲像千斤巨石一般，趴在火堆裡一動也不動。烈火在他身上燒了半個多鐘頭才漸漸地熄滅。這位偉大的戰士，直到最後一息，也沒動一寸地方，沒發出一聲呻吟。 ”
有民眾提出質疑：國外某研究機構把疼痛劃分為十級，灼燒排位很靠前，正常人根本無法長時間忍受，叫喊和移動是自然反應，那時候已經不是大腦說了算的了。邱少雲根本不可能半個鐘頭一動不動活活的被火燒死，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邱少雲在身上起火前或者起火後不久就當場犧牲了，美軍的燃燒囧彈燃燒的是他的遺體而不是活體，人死後是不存在什麼「頑強的革命精神和堅強意志」的。
《長城磚》—— 一個影響幾代人的笑話
課文：一位宇航員神采飛揚地說，「我在宇宙飛船上，從天外觀察我們的星球，用肉眼辨認出兩個工程：一個是荷蘭的圍海大堤，另一個就是中國的萬里長城！」
有民眾認為這是笑話。理由是因為平均寬度不足10米、狹窄而不規則的長城，在20公里外就很難分辨，如果說能從月球上看到長城，相當於在2688米外看到一根頭髮絲，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到大氣層、雲層等客觀因素的影響，照此推理，宇航員在太空絕不可能看到長城。
【大紀元2013年12月14日訊】

被中共刪除的「長征」真相

紅軍“長征”實為被蔣介石指揮國軍圍剿後慘敗逃亡。 1934年，小諸葛白崇禧指揮桂系鋼軍，聯合湘軍血戰中共紅軍。湘江之役紅軍主力遭到最大慘敗，被殲滅4萬餘人，林彪、聶榮臻險些被俘，毛澤東垂頭頓足，流淚哀嘆號稱紅軍“鋼鐵之師”的紅34師全軍覆滅。 （來源：《中國人民解放軍70年圖集》）（記者李明綜合報導）
“長征”對中共來說極為重要。自1949年竊取政權後，中共為維持其統治，極力向人民宣傳灌輸“長征是北上抗日”等謊言。然而，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曾經撰文披露，“長征”的真相被刻意掩蓋刪除，中共的有關敘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歪曲編造。海外歷史學者也早已經以大量歷史事實說明：所謂的紅軍“長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紅軍下飯館 做皮衣 吃鍋貼羊肉
在中共向人民的宣傳中，“長征”是北上抗日的“艱苦卓絕的壯舉”，紅軍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吃皮帶充飢。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的作者、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撰文說，被中共刪掉的何滌宙所寫的《遵義日記》文獻價值最高。這本日記卻寫了紅軍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乾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裡，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閒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減料，生了一肚子的氣。
何滌宙的《遵義日記》還詳細寫到他在遵義的十天，既沒有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又寫到紅軍幹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
在1927年“八一南昌暴動”中擔任參謀團秘書長，後任中共陝甘寧省委宣傳部長和新四軍秘書長的中共高官李一氓，在回憶文章中也曝出紅軍“長征”吃的特好：途中路線大半是產米地區，每天每頓都是米飯；困難時有酥油，還有鍋貼、水餃、火腿、羊肉吃。有時想辦法換口味，假如尋到豬油、麵粉，又能從老百姓家中藉得平鍋，就自己做鍋貼。 （摘自大陸《文人飲食譚》）
李一氓等紅軍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餃是件大事，無論如何，一樣的材料，一樣的做法，經過煎烤，鍋貼比水餃香。愈做手藝愈純熟，他們的鍋貼甚至出了名。
李一氓還說，有一晚在甘肅臨洮縣屬的哈達鋪，幾個紅軍合資共得銀元一枚，向當地人買了一隻羊，幾個紅軍把羊分為若干種做法，有羊肉鍋貼，幾個人當晚就把一隻整羊吃光了。
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被抬著“長征”
中共一直宣傳說，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跟紅軍戰士同甘共苦，一起爬雪山過草地。
作家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長征開始形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三人集團” ，他們躺在擔架上商議謀劃怎樣奪取黨政軍大權。
這個“三人集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一塊兒行軍，通常是躺在擔架上。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在艱難的長征中，他們大都被人抬著走。毛甚至設計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毛誇耀他跟王稼祥的擔架：“'你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一個病號，一個彩號，抬著走。'他同稼祥頗為得意地向我介紹他們的'傑作'。這種擔架，竹子抬桿，長長的，爬山方便，抬起來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好像南方江河裡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曬。”
毛後來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長征中“坐在擔架上，做什麼？ 我看書，看了不少書。”對抬擔架的人來說日子可就沒那麼舒服了。
長征過來人說：“爬山的時候擔架員們只能用膝蓋跪行，有時直到膝蓋跪爛，……才能爬到山頂。爬完一座山，灑下一路血與汗。”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在擔架上謀劃怎樣奪權。路窄時一前一後，路寬時並排抬著，讓他們的頭湊在一起好說話。這“三人集團”決定他們的目標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軍權給毛。黨權給張聞天，王稼祥將從政治局候補委員晉升為正式委員。
也有民眾在網絡上揭露，周恩來也是坐著擔架“長征”的。
中共領導“坐擔架”是“長征”中最激起憤怒的事情之一。一位“長征”老戰士在六十多年後說起來還氣得胸脯起伏：“他們說是說平等，自己坐擔架，地主作風。”
慘敗逃亡血戰湘江林彪險些被俘毛澤東垂頭頓足
1933年—1934年10月，蔣介石採用德國軍事顧問提出的堡壘戰略，調集近百萬兵力向中共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中共損失慘重，無法立足。 10月21日開始，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約九萬人倉皇從江西瑞金、萼都和福建長汀、寧化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逃竄，開始了萬里大逃亡—— “長征”。
蔣介石在贛粵湘桂部署了四道封鎖線堵截中共紅軍，紅軍在越過贛粵湘前三道封鎖線時，損失不大。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中央紅軍自湖南逃到廣西興安縣至全州縣境內，乘夜強行偷越第四道湘江封鎖線時，小諸葛白崇禧親自指揮桂系鋼軍與紅軍在湘江血戰。湖南何健派出的湘軍也隨後趕到廣西，跟桂軍從南北兩面合圍紅軍。
此役是中共中央紅軍在整個“長征”逃亡途中損失最慘烈的一役，紅軍血流成河，每一分鐘都有一個連甚至一個團被殲滅，由過湘江前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餘人。林彪紅一軍團損失慘重，其軍團指揮部差點被攻陷，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和參謀長左權都不得不親自拔槍自衛和戰鬥，才僥倖在激戰中逃生。彭德懷紅三軍團也遭到重創，紅5師師長和政委死亡，全師3000多名官兵僅殘餘1000人。號稱紅軍“鋼鐵之師”的紅34師連同師長陳樹湘全軍覆滅，毛澤東聞訊，垂頭頓足，流淚哀嘆。紅八軍團1萬餘官兵，剩下不到1000人，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渡過湘江時身邊僅剩一個士兵，紅八軍團的建制被撤銷。
據說，1949年中共竊國後，號稱共軍“軍事天才”的林彪與人一談起當年的湘江戰役時，還心有餘悸，感慨萬千地說：“湘江那仗打得太殘酷、太惡啊… …”
紅軍“北上抗日”是謊言

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曾撰文說，“長征”的真相被刻意掩蓋刪除，中共的有關敘述是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歪曲編造。 （網絡截圖）湘江慘敗後，在顧祝同、薛岳指揮的中央軍堵截追擊下，中共紅軍逃到川北的懋功，在此與從大別山逃亡5千里而來的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毛澤東跟張國燾分裂後，紅軍繼續向西逃亡，計劃通過甘肅河西走廊，逃到蘇聯去。後因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紅軍，再向西逃亡太危險，中共中央於是決定留在陝北。

癟三毛澤東和所謂紅軍“長征”；查為逃亡到陝北，自詡“領導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網絡圖片）當毛澤東和中共在1935年逃到延安之初，紅軍僅殘餘2萬人和佔有3個貧窮縣的地盤，連生存自保都極度困難。而中共厚顏無恥，偽造歷史，自我標榜是“領導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造謠污衊蔣介石和浴血抗戰的國軍“消極抗日，喪土失地”，“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蔣介石摘桃子” （竊取抗戰勝利果實）。
“長征”逃亡前 周恩來下令大屠殺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在正式開始秘密逃亡前，為了保證沒人逃跑和投降，周恩來下令中共政治保衛局進行嚴密整肅，對其不信任的紅軍官兵和老弱病殘進行血腥大屠殺。
留守中央蘇區的前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親眼目睹紅十二軍參謀長林野夫婦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遭自己人背後用大刀砍殺。這些令人膽寒的殘酷肅反，令龔楚對中共徹底失去信心，隻身離隊投奔國民黨，成為“紅軍第一叛將”。
當時中共蘇區的政治保衛局權力無邊，常常一句“保衛局請你去問話”，就將人帶走。被傳去者，多數就此“失踪”，毋須宣布任何理由與後續消息。這一時期，被撤職審查的干部士兵達數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設立十多個收容所。
政治保衛局的所謂審訊只是一句話：“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然後押著犯人到坑邊，一刀一腳，完工齊活。更殘忍的是，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後再動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煩。 “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
據《龔楚回憶錄》記載，紅軍撤退或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由政治保衛局人員組成的收容隊與後衛警戒部隊同行，落伍官兵如無法抬運，“便毫不留情地擊斃” ，以免被俘洩密。
龔楚表示：“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懼，不知死所，高級幹部也人人自危。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大紀元2013年12月15日訊】（責任編輯：林銳）

外媒：日韓在中共防空區舉行聯合軍演

（記者秦雨霏編譯報導）
在東北亞國家因為重疊的防空區而緊張升級的時刻，韓國和日本週四在東海，並且是在中共新宣佈的防空識別區範圍內舉行了一次聯合搜索和營救演習（SAREX）。日本軍官說他們沒有通知中共，直升機飛越防空區。
韓聯社：日韓在爭議暗礁附近聯合軍事演習
韓聯社12月12日報導說，兩年一度的海軍演習在東海靠近韓國控制的Ieodo暗礁附近舉行，這是區域競爭的熱點，因為它涵蓋在首爾，北京和東京的防空區之內。
來自韓國和日本的兩艘驅逐艦和兩架海上直升機參加了搜索和營救訓練以演習對海洋事故作出聯合反應，軍官說。
「這是自從1999年以來第八次韓國和日本舉行聯合搜救演習。」一名海軍官員說，「他們演習營救遇險的船和船員，並在船上滅火。」
韓國自從2003年以來曾經跟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和俄國進行聯合搜救演習。
雖然人道主義訓練在中共新宣佈的防空識別區附近執行，基於他們不承認這個防空區的原則，日韓兩國沒有向中共當局遞交飛行計劃。
東北亞的緊張在首爾週日擴大它的防空區之後而升高。擴大的防空區涵蓋中韓之間有爭議的暗礁，以回應北京單方面宣佈自己的防空區。
韓國擴大的防空區也跟日本防空區重疊。
法新社：日韓演習沒有告知中共
法新社12月12日報導說，日本和韓國的海軍週四表示，在被中共新防空區覆蓋的海域，他們進行了一個聯合海上營救演習。
日本海上自衛隊使用了兩艘軍艦和一架直升機，而韓國同行使用了幾件軍事設備參加例行訓練，一名日本海軍發言人說。
他說，日本軍隊沒有就使用直升機的事情告知中共。
「演習是在中國所說的防空識別區內進行。」該發言人說。「演習是很久之前計劃好的。在中國宣佈之前。它不是為了（對中共作出）反應而組織的。」
國際商業時報：飛機飛越防空區故意不通知北京
《國際商業時報》12月12日報導說，一名日本海軍軍官說，它們的軍艦留在國際海域，但是故意沒有通知北京直升機飛躍中共設立的防空區，因此違反了中共提出的所有飛越防空區的飛機必須自報家門和提供飛行計劃的規定。
上個月，中共在東海宣佈新的防空區，涵蓋跟日本之間的爭議島嶼和跟韓國之間的爭議暗礁。導致國際社會強烈反彈，兩個亞洲民主國家以及美國都拒絕承認中共的防空區。
大紀元曾報導，中共突然劃分防空識別區，其實是中共迫於內政的需要，中共處於非常危機的關鍵時刻，轉嫁危機，主要不是針對美日，而是為煽動仇恨激起所謂的愛國情緒。習近平目前的壓力和威脅不只是來自江派，還來自其太子黨同盟。
【大紀元2013年12月13日訊】（責編：林詩遠）

｛昔日新聞回顧系列：十三｝廉署現狀：反貪英雄恐成明日黃花

廉政公署的宣傳廣告     香港廉政公署自1974年2月15日成立後，它始終獨立於政府機構系列開展反貪污、查案件工作，其公署專員更是直接向香港最高行政長官負責。成立三十年來，廉署工作效果最為顯著的是警務部門，查辦警方的案件比例從1974年的47%下降到2004年的11%。
兩個機構監督廉署工作
     廉政公署可以說是一個集英國軍情五處、六處和蘇格蘭場（倫敦警察廳）于一身的機構，但是和英國不同的是，除了特首，其他機構是無法監督它的。而從回歸以來的情況來看，特首對廉署的工作基本上並不太過問，廉署基本上處在一種“自為”的狀態，這固然是因為有成熟的運作機制，卻也反映了它的獨立性，所謂現代東廠之譏，也就由此而來。
     為監督廉政公署職員的工作，香港還設有一個獨立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如有市民對廉政公署或該署人員感到不滿，可向這個委員會投訴，這個委員會會立即審查有關投訴，建議廉政專員採取適當的行動，並監察處理結果。而廉政專員則要定期向香港行政會議彙報重要政策和事項。
  廉政公署內部還設有一個調查單位，負責監察職員的廉潔和誠信。一旦查出職員的廉潔和誠信有問題，其工作合約會立即解除。據廉署透露，迄今為止，內部調查單位已累計處理了50多人。
     不過，從廉政公署遭批在處理民建聯前主席程介南和民主党涂謹申“匯標事件”有明顯的不同的的案件中可以看出，上述監督機構並沒有形成對廉署有力的制衡與約束作用，當廉署決心要“整”人的時候，亦即此人是廉署眼中釘的時候，廉署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用盡法律和制度所授予的特權與資源，被整的人即使沒有受到起訴、沒有被定罪，日子也是不好過。當然，這種情況很罕見，還沒有到引起公憤的程度。這和香港社會整體的法治與文明程度是相應的。

廉署一般都會在“錄影接見室”替疑犯落口供，整個過程都會錄影，將來作為呈堂證供。廉署人才不斷流失
     2005年上半年廉署執行處有46人求去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其原因何在？外間市場需求是重要因素。廉署調查員受過美國聯邦調查局式的嚴格訓練，保密能力強，容易得到私人機構管理層的信任。無論是公營還是私營的大機構都借助獵頭公司，向廉署人員打主意遊說他們轉職。
     近年對加入廉署的人才，學歷和質素要求愈來愈高。由於貪污罪行愈來愈複雜和高智，尤其是一些商業罪案，蒐證破案往往需要會計和電腦專業知識，廉署招募人手，不但要求申請者有敏銳的頭腦和工作熱誠，還要有專業才能。投身廉署者，都擁有這方面的大學學歷，有的還擁有碩士學位。這些精英有多方面發展的機會，即使轉職往私人機構，也不局限于防貪工作。
     除了外間機構的“挖角”，廉署本身的艱苦工作環境，也使部分員工萌生去意。近年廉署調查人員工作繁重，而且案件複雜程度也大增，不但破案難，要成功檢控也艱難。近年有不少案件，不提案情，單是對廉署調查手法等程式上的質疑，已經令調查人員辛苦查得的成果，在法庭審理階段功虧一簣，對廉署形象和士氣都有所打擊。
     廉署舊人流失，新人接手經驗又不足或者求勝心切，在查案階段可能急於求成，而在程式上出現問題，這些錯漏，最後到法庭往往成為被告要求終止聆訊的理由。一些多年來沿用的調查手法，被法庭裁定不符合《基本法》。這些都對廉署構成沉重打擊。

廉署搜索香港八家報社，各家媒體大篇幅報道此事，更指廉署此舉是踐踏香港新聞自由。廉署面臨的法律問題
     近兩年來，幾宗廉署經手的案件中對被告竊聽及偷拍等行為，都被法官批評違反《基本法》，因而被終止聆訊。其中涉及房署前高官陳裘大受賄案的四名供貨商的聆訊，法官更嚴厲斥責廉署的調查手法侵害司法公義，損害公眾對司法的信心，是一種“越權”、“目無法紀”的行為。身為執法部門，竟然被法官指目無法紀，可見廉署已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評論人士稱，廉署之所以由市民心目中的反貪英雄淪落至受到千夫所指，皆因缺乏有效的監管及制衡，因而恃寵生驕，任意妄為。廉署最受人詬病的是其調查手法。《基本法》第30條保護市民的通訊自由與通訊秘密，除非經法律程式批准檢查通訊外，不得侵犯；第35條則賦予市民得到秘密法律諮詢的權利。但廉署的做法卻是，容許總調查主任或以上職級人員，口頭授權下屬先進行竊聽或偷拍，事後才補填申請文件，這種兒戲的做法明顯違反《基本法》的規定。更有甚者，廉署往往竊聽律師與客人的對話，公然侵犯律師與客戶的保密原則，這是明知故犯的嚴重違憲行為。至於廉署自我膨脹到一口氣搜查七間報社，更是一齣瘋狂的鬧劇。
     事實上，廉署已成立超過30年，在缺乏監管及制衡之下，逐漸成為獨立王國，形成尾大不掉之局。香港人需要廉署，但不是這種無法無天、目無法紀的廉署。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政府必須正視廉署這種烏煙瘴氣的情況，採取斷然措施，來一次大整頓，動一次由表及裏的大手術，否則繼續沉淪下去，反貪英雄將成為明日黃花。

｛昔日新聞回顧系列：十二｝劉振斯：香港最後一個華探長

     與呂樂相比，在七十年代尾，曾任警隊政治部及毒品調查科的偵緝探長劉振斯，名氣及職級上與呂樂有很大距離，但從時間上來看，他是香港最後一個華探長，自此以後便取消了該職位。
     雖然是最後一個，但劉振斯回港成功反擊廉署，並令廉署撤銷指控卻是華探中第一人。劉振斯說：“逃亡台灣這麼多年，我特地挑選1997年7月1日回港，成班華探，連呂樂都勸我不要這麼做，不過他又希望我成功甩掉罪名，還好最後結果沒有令他失望。” 廉政公署在1997年12月最終因證據不足，不再對他提出檢控。
     劉振斯1981年6月被廉署調查而避走台灣，警隊也撤銷其華探長一職，故他常主觀認為是廉署配合港英政府的政治手段來整治華探長，並想除之而後快。他說：“我由始至終未怕過廉署，他們好多人都是由政治部調過去，我熟悉他們的手法。”
     例如劉振斯自稱並不怕廉署的盤問手法，他說，“他們非常時興突然間大力拍桌大聲喝你，等你心理脆弱時不小心就露出破綻。我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等三個人（盤問員）無防範時就大力踢嚇他，話就話踩，其實是自己想壯膽不要輸氣勢。”
     回首六、七十年代，可算香港烏煙瘴氣的年代，貪污問題在公共服務機構中十分嚴重，如救護人員在接送病人往醫院前，向病人索取茶錢，消防員開水喉救火要收開喉費，病人要打賞醫院的亞嬸，才可取得開水或便盆。就是連輪候公屋，申請入學或各種公共服務，也要賄賂有關官員。而貪污風氣在警隊中更為嚴重。受賄的警務人員更包庇黃、賭、毒等各種非法罪行，社會治安、秩序受到嚴重的威脅。市民雖飽受貪污的禍害，卻敢怒而不敢言。
     劉振斯直言：“如果可以重來，我寧願學人家從商，不要因為逃跑而搞的老婆都要離婚，台灣搞地產又搞到一無所有……”劉到台灣後，輾轉回到深圳發展，因開採石礦供應大亞灣核電廠建築所需而發跡起來，雖然石礦場已關閉，但他在深圳仍擁有別墅物業、電動馬達廠和卡拉OK等。

 

｛昔日新聞回顧系列：十一｝顏雄：油麻地的地頭蛇

姓名：顏雄
服務警隊年期：不詳
離職前職級：油麻地警署探長
廉署行動：1977年1月24日發出StopList
目前情況：在泰國定居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的尖沙咀、油麻地一帶，還屬於九龍的邊緣地帶，集中了許多的棚戶區，也因此成為黑道勢力爭奪的焦點所在，從總警司葛柏到四大華探長，均和這個地區關繫緊密，顏雄（見圖）更是這個地區的地頭蛇。
     顏雄的最後職務，便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長，此前韓森一直在油麻地一帶任職，直至被提升為油麻地的探長，後來又調任旺角警署擔任探長。正因為這一原因，廉政公署在那個時期，工作重點便放在這個區域，尤其是油麻地一帶。
     自葛柏案之後至1976年間，成立只不過兩年的廉政公署，在香港警隊內部，便挖出了近二十個貪污集團，數名警司級的高級警察被捕，數百名各級警員被捕或者被通緝。其中最大的一樁團夥貪污案涉及18名警務人員。此案告破之後，在香港社會引起巨大反響，同時，也在警隊內部引起極大恐慌。
     那些已經退休退職的人士得以逃脫，看起來是夠幸運，但實際上，他們的退休金被剝奪，長期被通緝只能隱姓埋名生活于異鄉，有些逃往國外的連語言都不通，又不能返回，只能過著一種暗無天日的生活。更為重要的是，廉政公署通緝他們的同時，凍結了他們的財產，即使某些人有些財產在外地使用，因為不十分清楚當地的法律，過著的是擔驚受怕的日子。
     當時身處油麻地警署探長的顏雄見勢不妙，提前外逃，但還是在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政公署的通緝，目前顏雄定居在泰國。
     位列四大探長之首的呂樂談及過去，表示顏雄只是他手下，根本無法和他相提並論，當時是他不想做，才輪到顏雄上位升探長。呂樂說：“他之前都是跟在我身邊的。不過他還是挺有能力的，因為全港只有顏雄一個人搞得定九龍城寨裏面的人，他在潮州幫裏面挺有臉面。”
     據呂樂透露，現時定居泰國的顏雄，有時來台灣也會找他敘舊。

｛昔日新聞回顧系列：十｝韓森：在位僅兩個月的總華探長

姓名：韓森（花名“長洲仔”，因是長洲人）
服務警隊年期：1969年退休
離職前職級：新界總華探長
廉署行動：已撤消對韓的所有扣查行動
目前情況：1999年病逝



韓森雖然在溫華哥被捕，但最終廉署仍無法將他引渡回港。

圖為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報章報道韓森已逃台灣的新聞。

圖為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報章報道港府上訴引渡韓森歸案報道。    四大探長排在第三位的是韓森，和呂樂以及藍剛一樣，韓森也做到了總探長之職。不過，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比呂樂和藍剛都晚，而且在任僅僅兩個月便退休。
     韓森是地道的香港人，出生於香港的離島長洲，所以，他加入警隊後，同事送給他一個花名，叫他“長洲仔”。此外，由於他一直比較肥碩，又有一個綽號叫“肥仔B”。韓森和呂樂同一年加入警隊，最初一直寂寂無名，雖然有呂樂等朋友暗中提攜，卻也難以得到升職的機會。
     直到1950年，已經擔任刑警的韓森受命偵破一樁警察運金案。這樁案件涉及警察，韓森接受任務時，便知道十分棘手，破案吧，很可能使得警察內部的問題曝光，不破案，上面又追得緊。他因此向呂樂等討教，最後由呂樂在背後擺平，從而使得此案“告破”，韓森也因此而升職，到了1966年，終於升為華籍探長，任職於油麻地以及旺角兩區。
     呂樂和藍剛退休後，香港警方需要用人，才於1971年6月將韓森提拔為新界區總探長。在此期間，新任港督麥裏浩到任，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長官作風不同，頗有肅貪之態。警署內一些人開始擔心自己受累，暗暗做著脫身準備。韓森便在此時提出提前退休申請，結果，僅僅只是當了兩個月總探長便退休了。
     韓森是韓德以及鄭漢權案浮出水面的第一批警官之一，廉政公署秘密調查後發現，韓森服務警隊期間，所有薪酬加起來不足二十萬港元，但他離開警隊時，各項財產加起來，超過了415萬。僅此一條，廉署便可以將其逮捕。但是，韓森在韓德以及鄭漢權出事後，意識到情況不妙，提早一步逃出香港。
     1976年，廉署發出對韓森的通緝令，但此時，韓森早已經在海外定居，後來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又來到和香港沒有引渡條例的台灣，直到1999年在台灣病逝，廉政公署亦因此撤銷對他的調查。
     眼看抓捕治罪無望了，2000年廉政公署提出民事訴訟，通過民事訴訟形式向韓森的親屬追索，令他的資產數目曝光。最後，韓森的家屬認識到，總不能無了期地與政府斡旋，凍結的資產又不能使用，終於選擇了庭外和解，“吐”出了1.4億元資產。
     據香港廉署在2000年發出傳訊令狀顯示，韓森的資產由他的三名妻妾，以及韓森母親等遺產管理人管理，當中包括四十九間物業、大量銀行存款、公司股份、商業投資及名貴車輛等，部分物業更位於何文田的豪宅區加多利山、旺角通菜街及西洋菜街等，這些資產據報在2005年已增值至二億元。
     韓森資產分佈在九龍和港島，其中不乏豪宅和旺區商廈，旺角金魚街便是其一。有在金魚街經營超過二十年的商戶表示，從不知道物業是韓森名下資產。自稱是長情租客的五金店老闆梁福權喜歡租用韓森單位，除了該鋪人流旺之外，另一原因是韓家較有人情味，韓家好好人，遲交租從不催交，即使市道暢旺，業主都唔會隨意加租，大都五年才加一次，所以鋪位租金較同區的便宜。他擔心韓森的物業被政府拍賣後，新業主為增加收益，大幅加租或招標重建，租戶只有被逼覓址他遷。

 

｛昔日新聞回顧系列：九｝藍剛：“無頭”探長 拼命三郎

藍剛和妻子
姓名：藍剛（花名“無頭”，因愛無厘頭鬧人）
服務警隊年期：1944至1969年
離職前職級：港島總華探長（曾與呂樂對調港島及九龍駐守警區）
廉署行動：1977年2月11日發出StopList，即如再入境，廉署會實時邀請返署助查
目前情況：1989年在泰國心臟病逝世
     當年四大探長排第二位的是藍剛，因為此人很幽默，無論語言還是動作，都十分滑稽，很會搞笑，尤其喜歡捉弄人取樂，所以，無論是警隊還是黑道大佬，都非常喜歡他，並且送給他一個花名，叫他“無頭”，即無厘頭的意思。他倒十分喜歡這個花名，平常和那些黑道大佬打交道，便拿自己的花名和他們取笑，說“我無頭的名號是你們送的，你們當心我取你的頭來。”
     在四大探長中，藍剛參警的時間略晚，比呂樂晚了四年。藍剛入行雖晚，但升職卻快，其中有一個主要原因，即他有一種拼命三郎的精神，遇事從不後退。當年，呂樂、顏雄、韓森以及藍剛還只是普通警員，在此前後，才陸續進入刑警序列。當他們全都成為刑警時，其上司名叫曾昭科，在香港警隊，他升職的速度很快，做到了助理警司職務，並且屢破大案。
     1958年，香港九巴總經理雷瑞德被歹徒挾持，曾昭科當即率領幾名警員入屋營救。劫匪之一是擁有“雙槍虎將”之稱的李卓，此人可以使雙槍，據說有百步穿楊的本事，許多警員聽說要破門入室，便嚇得不敢出聲，藍剛當時只是一名普通警員，他自告奮勇，跟隨曾昭科一起行動，因而受到上級嘉獎以及曾昭科的賞識。
當時抓捕李卓時，還發生一個小插曲，由於李卓槍法奇準，藍剛為免發生槍戰傷及人質，遂勸李卓投降，並答應替他向法官求情，待李卓放監後，就給他打理字花檔，結果不費一槍就抓了李卓。若干年後，藍剛果真對李卓履行承諾可見其人甚有江湖義氣。
     一名曾與他共事的同事稱，藍剛約在1947年中學畢業後加入警隊，編號“1503”，為人斯文但無記性，故又名“無頭”。他極具語言天分，懂英語、比利時語、西班牙語、廣東話、潮州話及客家話共七種語言，可能是受做“師爺”的父親影響。
     當年在警隊內，藍剛霸氣十足，1967年暴動時，有次他跟警司鬧不和，即大罵：“警司有什麼了不起啊！再不滿意我就調走他！”外貌倜儻的藍剛，據說有老婆兩個以上，包括當時劉姓名歌星，因為常徹夜不歸，弄得大老婆到差館找人，藍剛曾嘆謂：“女人很麻煩，給錢她就對你好。”
     在廉署成立後，由於持續不斷地打擊警隊內的貪污，一時間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間的聯繫開始收斂，此時，四大探長三個已經退休，他們暗中給黑幫通水，要求他們暫時不要太放肆，以免吃虧，有些黑幫開始轉行做正行生意，但也有些不怕死的，仍然膽大妄為，不將廉署放在眼裏。其中就有綽號“跛豪”的大毒梟吳錫豪不以為意。最終，吳錫豪等九名男女大毒梟於1974年11月12日被捕，此案涉及毒品交易超過16噸，總案值達四億元以上，後來被判處總刑期124年，其中吳錫豪刑期最長，為三十年。
     此案自然牽連一大批警員落馬，甚至一些退休警官也都受到牽連。藍剛是受牽連者之一。那些受此案牽連卻仍然在職的警員，只有束手就擒。但藍剛已於1969年提前退休，當他意識到消息不妙時，便以出境旅遊為名，逃至外地避風頭。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發出對藍剛的通緝令，此後，藍剛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臟病在泰國逝世。

｛昔日新聞回顧系列：八｝呂樂：香港華人探長第一人

姓名：呂樂（人稱樂哥、阿直——阿叔的潮州語）
服務警隊年期：1940至1968年
離職前職級：九龍總華探長（曾與藍剛對調港島及九龍駐守警區）
廉署行動：於1976年11月4日發出通緝令，至今有效。
目前情況：與太太蔡珍居於台北敦化路的自置物業。

圖左為呂樂

媒體當時對呂樂的報道

呂米高Michael（呂文灝）十四歲隨家人移民加拿大，八一年回流返港後，在父親資助下開設車房。外傳他是前探長呂樂的私生子，但他不肯認。

呂樂在台北的寓所，有傳他目前居住在加拿大。    提起呂樂（見圖右）這個名字，或許不太熟悉，但如果提起雷洛，不少人就會有如雷貫耳的感覺了。雷洛的原型其實就是呂樂。雷洛是劉德華所演的電影《五億探長雷洛》中的人物，這部影片上映後極受歡迎，雷洛也因此成了香港電影中的一個品牌。據呂樂的同鄉好友透露，雷洛傳與當年實際社會型態應該八九不離十。
     當年呂樂、顏雄、韓森和藍剛四人被稱為香港的“四大華探長”。呂樂始終是四人之首，在接受訪問談及與他同級的總華探長藍剛時，呂樂以人已作古為由而不欲多談，但承認只有藍剛與他的地位相若，其他兩人根本無法和他相提並論，一臉傲氣顯露出來。
     當時的呂樂，應該就是一種江湖大腕的角色。一方面，他有警探“紅”的一面，辦事雷厲風行、果敢決斷；另一方面，又像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奪、仗義疏財。他既向上司行賄，也向下級收賄，同時也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轄區所有機構收取好處費，同時充當他們的保護傘。
     呂樂直言指《雷洛傳》中軍裝警用警帽收錢是與事實不符，而且很侮辱人，警察怎麼會這樣收，跟乞丐差不多。至於怎樣收，他則合上眼閉上嘴保持緘默。
     在呂樂最風光的時候，他當時連新任警務處長也不給面子，如新上任的外籍警務處長不去拜候他，他便以放鬆破案工作來響應，直至警務處長親自走來拜候他為止。至於黑道方面，呂樂更說當時四大家族（新義安、潮州幫、十四K、和勝和）全都要給他面子，“我就根本不用親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開口同黑幫老大要人”。真可以說是一手遮天！
     說起警權威嚴，呂樂嘆息的是今非昔比，因為在以前根本沒有古惑仔敢把手往警察鼻上指，晚上十二點後都是警察說話管數，古惑仔看見他們早已聞風而遁。言談中，呂樂很享受以前的時光。
     有傳聞稱呂樂不懂英文也不太識字，連簽名也是以兩個圓圈代表呂字，以一個向下的箭嘴代表樂字。呂樂很輕蔑的表示，不認識字怎麼做探長呀，日本人佔領香港時，他就出過《香港人報》報紙，敢說他不識字。此時呂樂當年的威嚴亦隱隱約約浮現出來。不過有意思的是，在香港卻始終找不到有關《香港人報》的歷史資料。
     呂樂1940年從制服警員幹起，一路幹上便服刑警；1958年升任新界區總華探長，來年又升任香港最繁華地區港島及九龍區的總華探長，位高權重，在香港無人不知，縱橫黑白兩道呼風喚雨，家產迅速累積。
     在1959至1968年期間，呂樂父母先後在尖沙嘴、筲箕灣、觀塘、沙田、港島半山及灣仔區，購入當時合共三百多萬的物業。據悉，呂樂當時買樓非常豪氣，喜歡的物業，即一口氣購入幾個單位甚至幾層樓，亦曾一口氣買整幢大廈，筲箕灣道299號便是其一，倘若未被拍賣持有至今，市值約值1.2億元。
     1968年，當時48歲的呂樂急流勇退，卸下人人稱羨的港島及九龍區總華探長職務，靠著名下不動產收房租，過著舒適的退休生活。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呂樂成為頭號查緝目標，當時呂樂便帶著八名子女及妻子蔡珍一家人，急忙移居加拿大定居，1979年買下台北市東區敦化南路公寓豪宅，自此定居台灣，因為台灣和香港之間沒有引渡條例，因此香港廉署只能望洋興嘆，不能執行通緝令將其拘捕歸案，但通緝令至今仍然有效。
     如今85歲的呂樂目前在台灣的親人只剩妻子及小女兒，小女兒據稱在某政府機關擔任公務員，其餘七位兒子都留在加拿大。
     呂樂平常沒有什麼嗜好，以前還會偶爾與愛妻外出散步，但是近年來因為腳好像有問題，所以比較少出門，以前每天都還要去仁愛醫院復健，現在是一個星期三次前往仁愛醫院做物理治療。
     他在台灣最大的娛樂就是平時偶爾和幾位過去同樣落難台灣的前部屬及探長飲飲茶，其中包括港星曾志偉的父親，擔任過軍裝警署警長的曾啟榮，而曾啟榮同樣的也還遭廉政公署通緝當中。過去20幾年來，呂樂只要是同鄉會的定期聚餐、香港好友來臺聚會，幾乎都會偕同夫人出席，餐會結束，出手大方的呂樂總是成了東道主，讓大夥感覺出他有股重情重義的江湖味道。

｛昔日新聞回顧系列：七｝四大總華探長的沒落

四大探長中排名第一的呂樂；第二的藍剛、第四的顏雄。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香港，香港華人地位低微，尤其是政府部門很難見到華人身影，職位稍高一點的華人，更是極少，當時整個警察系統，就是香港最大的一個黑社會組織。在華探長、黑道與洋警司互相勾結的背景之下，警隊的貪污之風超過任何一個行業。直至港督麥理浩1974年設置廉政公署緝捕四大總華探長，香港吏治才為之一清，今日香港公務員系統成為全球有數的廉潔高效團隊，廉政公署功不可沒。
     呂樂在1958年被提拔為新界區總探長之職，成為四大華人探長之首。呂樂在1940年參加香港警隊時只是一名普通的著裝警員。這一類警員通常是出外勤幹一些最基本的警務，是一種很辛苦的角色，如巡警之類，日曬雨淋，每天都在街上走動。由於他工作十分出色，幾年後成了便裝警員，然後一級級往上升。作為警員，呂樂是有能力的，也是出色的。在當時那種特殊的環境中，他不可能不貪，如果不貪，他根本升不上去，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無法得到上司的賞識。從這種意義上說，呂樂的貪，並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原因，也有制度和環境的原因。
     當時呂樂的角色，應該就是一種江湖人物的角色，一方面他辦案雷厲風行，另一方面又像那些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奪。他既向上司行賄，也向下級收賄，同時也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轄區所有機構收取好處費，同時充當他們的保護傘。
     呂樂上下的關係，盤根錯節。他手下有很多兄弟要靠他吃飯，靠他生存，他不能不照顧這些小兄弟，讓他們過著比普通人更富裕的日子。
     整個60年代，是呂樂最有權勢最風光的時代，當時，香港警界有四名華人探長（呂樂、藍剛、韓森和顏雄）極其有名，他們四人彼此經歷相近，地位相當，名聲也不相伯仲，彼此又成為整個香港警隊貪污鏈的中堅人物，相互保持著緊密的關係。香港高層也希望通過某種形勢制肘這種貪污之風，比如不讓一名警員在一個地區任職太久，到了一定年限，便進行一次大調動。呂樂在香港島任了一段時間總探長之後，便和任職九龍的藍剛對調。然而，這種方法根本不起作用，因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監督，警察的職權不受任何控制，就算將他們調來調去，不僅不能遏止貪污，反而給貪污提供了新的機會，使得貪污鏈迅速擴大。
     可以說，呂樂在 1960年代末一手建立警界“貪污制度”，權傾黑白兩道，雖為警務人員，卻儼如黑幫總陀主。但是無論勢力有多大，還是敵不過統治者的政治手段，1970年代初港英政府先將他明升暗降，再另起爐灶設立直接向港督負責的廉政公署，清洗警隊貪污風氣，呂樂被迫遠走加拿大，繼續坐享數億財富。

上圖為四大探長中排名第三的韓森     當年四大探長的第二位是藍剛，在四大探長中，藍剛參警的時間略晚，比呂樂晚了四年。藍剛入行雖晚，但升職卻快，其中有一個主要原因，即他有一種拼命三郎的精神，遇事從不後退。四名探長中，呂樂的資歷最老，屬於年輕的老探長，地位也最高，藍剛屬於後起之秀，由於他們幾人私交甚厚，在警隊的關係又廣，當時的香港“四大家族”（新義安、潮州幫、14K、和勝和）四大黑幫，也都給足他們面子，即使他們坐在家裏什麼事都不幹，這四大黑幫也送案件給他們上去交差。新警務處長上任，都需要禮賢下士，來拜訪他們這幾位，否則，香港的治安就會大壞，而警方根本無法制止。
     1973年6月8日，英籍香港總警司葛柏攜帶鉅款成功潛逃回英國。這個消息旋即傳遍香港，早已飽嘗貪污禍害的香港市民聞訊大為震怒，來自各階層的市民紛紛上街抗議，“反貪污、捉葛柏”的口號此起彼落。為平息民憤， 1973年10月17日，新上任的港督麥裏浩提請立法局同意建立一個專責獨立的肅貪機構。就在這種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
    廉署成立後，持續不斷地打擊警隊內的貪污，一時間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間的聯繫開始收斂，此時，四大探長三個已經退休，他們暗中給黑幫通水，要求他們暫時不要太放肆，以免吃虧，有些黑幫開始轉行做正行生意，但也有些不怕死的，仍然膽大妄為，不將廉署放在眼裏。其中就有綽號“跛豪”的大毒梟吳錫豪不以為意。最終，吳錫豪等9名大毒梟於1974年11月12日被捕，此案涉及毒品交易超過16噸，總案值達4億元以上，後來被判處總刑期124年，其中吳錫豪刑期最長，為30年。此案自然牽連一大批警員落馬，甚至一些退休警官也都受到牽連。藍剛是受牽連者之一。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發出對藍剛的通緝令，此後，藍剛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臟病在泰國逝世。
     四大探長排在第三位的是韓森，和呂樂以及藍剛一樣，韓森也做到了總探長之職。不過，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比呂樂和藍剛都晚。呂樂和藍剛退休後，香港警方需要用人，才於1971年6月將韓森提拔為新界區總探長。
     在此期間，新任港督麥裏浩到任，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長官作風不同，頗有肅貪之態。警署內一些人開始擔心自己受累，暗暗做著脫身準備。韓森便在此時提出提前退休申請，結果，他僅僅只是當了兩個月總探長便退休了。1976年，廉署發出對韓森的通緝。但此時，韓森早已經在海外定居，後來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又來到和香港沒有引渡條例的台灣，直到1999年在台灣病逝，廉政公署亦因此撤銷對他的調查。而同年11月4日香港廉政公署也對呂樂發出通緝令，至今有效。
     四大探長的最後一位是顏雄，此人的最後職務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長，於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署的通緝，但此前他也已經外逃，目前定居在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