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探長中排名第一的呂樂；第二的藍剛、第四的顏雄。
呂樂在1958年被提拔為新界區總探長之職，成為四大華人探長之首。呂樂在1940年參加香港警隊時只是一名普通的著裝警員。這一類警員通常是出外勤幹一些最基本的警務，是一種很辛苦的角色，如巡警之類，日曬雨淋，每天都在街上走動。由於他工作十分出色，幾年後成了便裝警員，然後一級級往上升。作為警員，呂樂是有能力的，也是出色的。在當時那種特殊的環境中，他不可能不貪，如果不貪，他根本升不上去，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無法得到上司的賞識。從這種意義上說，呂樂的貪，並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原因，也有制度和環境的原因。
當時呂樂的角色，應該就是一種江湖人物的角色，一方面他辦案雷厲風行，另一方面又像那些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奪。他既向上司行賄，也向下級收賄，同時也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轄區所有機構收取好處費，同時充當他們的保護傘。
呂樂上下的關係，盤根錯節。他手下有很多兄弟要靠他吃飯，靠他生存，他不能不照顧這些小兄弟，讓他們過著比普通人更富裕的日子。
整個60年代，是呂樂最有權勢最風光的時代，當時，香港警界有四名華人探長（呂樂、藍剛、韓森和顏雄）極其有名，他們四人彼此經歷相近，地位相當，名聲也不相伯仲，彼此又成為整個香港警隊貪污鏈的中堅人物，相互保持著緊密的關係。香港高層也希望通過某種形勢制肘這種貪污之風，比如不讓一名警員在一個地區任職太久，到了一定年限，便進行一次大調動。呂樂在香港島任了一段時間總探長之後，便和任職九龍的藍剛對調。然而，這種方法根本不起作用，因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監督，警察的職權不受任何控制，就算將他們調來調去，不僅不能遏止貪污，反而給貪污提供了新的機會，使得貪污鏈迅速擴大。
可以說，呂樂在 1960年代末一手建立警界“貪污制度”，權傾黑白兩道，雖為警務人員，卻儼如黑幫總陀主。但是無論勢力有多大，還是敵不過統治者的政治手段，1970年代初港英政府先將他明升暗降，再另起爐灶設立直接向港督負責的廉政公署，清洗警隊貪污風氣，呂樂被迫遠走加拿大，繼續坐享數億財富。
上圖為四大探長中排名第三的韓森
1973年6月8日，英籍香港總警司葛柏攜帶鉅款成功潛逃回英國。這個消息旋即傳遍香港，早已飽嘗貪污禍害的香港市民聞訊大為震怒，來自各階層的市民紛紛上街抗議，“反貪污、捉葛柏”的口號此起彼落。為平息民憤， 1973年10月17日，新上任的港督麥裏浩提請立法局同意建立一個專責獨立的肅貪機構。就在這種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
廉署成立後，持續不斷地打擊警隊內的貪污，一時間人人自危，警察和黑道之間的聯繫開始收斂，此時，四大探長三個已經退休，他們暗中給黑幫通水，要求他們暫時不要太放肆，以免吃虧，有些黑幫開始轉行做正行生意，但也有些不怕死的，仍然膽大妄為，不將廉署放在眼裏。其中就有綽號“跛豪”的大毒梟吳錫豪不以為意。最終，吳錫豪等9名大毒梟於1974年11月12日被捕，此案涉及毒品交易超過16噸，總案值達4億元以上，後來被判處總刑期124年，其中吳錫豪刑期最長，為30年。此案自然牽連一大批警員落馬，甚至一些退休警官也都受到牽連。藍剛是受牽連者之一。1977年2月11日，香港廉政公署發出對藍剛的通緝令，此後，藍剛再未返回香港，直到1989年因心臟病在泰國逝世。
四大探長排在第三位的是韓森，和呂樂以及藍剛一樣，韓森也做到了總探長之職。不過，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間比呂樂和藍剛都晚。呂樂和藍剛退休後，香港警方需要用人，才於1971年6月將韓森提拔為新界區總探長。
在此期間，新任港督麥裏浩到任，這位港督似乎和以前那些長官作風不同，頗有肅貪之態。警署內一些人開始擔心自己受累，暗暗做著脫身準備。韓森便在此時提出提前退休申請，結果，他僅僅只是當了兩個月總探長便退休了。1976年，廉署發出對韓森的通緝。但此時，韓森早已經在海外定居，後來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又來到和香港沒有引渡條例的台灣，直到1999年在台灣病逝，廉政公署亦因此撤銷對他的調查。而同年11月4日香港廉政公署也對呂樂發出通緝令，至今有效。
四大探長的最後一位是顏雄，此人的最後職務是油麻地警署的探長，於1977年1月24日受到廉署的通緝，但此前他也已經外逃，目前定居在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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