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7日 星期四

二○一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啥一筆帶過

二○一五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於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舉行。中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規格最高的經濟會議,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每年舉行一次,一般在每年年尾十一月到十二月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判斷中國當前經濟形勢和定調第二年宏觀經濟政策最權威的風向標,同時也是每年級別最高的經濟工作會議。
二○一五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非但是二十多年來召開時間最晚的、十多年來會期最長的一次,而且是十一年來再提「闖關」一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共提出「價格改革闖關」,黨內及社會各種利益激烈衝突,最後爆發了「六四事件」;二○○三年,中國遭受非典疫情,二○○四年中共再提「改革闖關」,胡溫藉此從表面上已經下台的江澤民手中奪得一些權力。
然而,這一次背後肯定有事的會議,其宣傳格調則出奇的低。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同時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共官方宣傳上特地講,這是中共三十七年來第一次召開城市工作會議,以示重視。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後馬上又有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二○一五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中共官方宣傳上,簡直是一筆帶過。

中國經濟下行未見盡頭
二○一五經濟工作會議面臨的中國經濟形勢究竟困難到了什麼程度?會議究竟討論和決定了什麼?
中國經濟其實在二○○七年已經陷入危機,可是二○○八年的國際金融風暴掩蓋了中國經濟自身產生的經濟危機。二○○九年出台的「四萬億」國家救市計劃遮蓋了中國的經濟危機,也刺激了中國經濟一時的好轉,可是這樣的「救市」效果很快被消耗殆盡,而且把歷年中國政府投資作為經濟發展原動力的弊病加倍的顯現出來。到習李上台時,中國經濟疲態盡顯。
習李上台之後,李克強一反過去幾十年中共治經濟之道,不再以政府刺激作為經濟發展動力,反而以市場方法、以市場收縮的方法,求轉變中國經濟模式。例如,以營業稅改增值稅求服務業的發展,以收縮銀根達淘汰落後過剩產能盤活存量流動性,以吸引民企民資來促進國企改革……,可是營改增沒有增加多少服務業,收縮銀根沒有淘汰落後過剩產能反而增加了民營企業的融資困難,民營民企沒有吸引進來,國企依然牢不可破而效率低下,一系列市場手段全數失敗。
於是,習近平走向前台擔任中央深改組組長。這又祭起老的法寶──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從去年第四季度起,其政府刺激早超過了四萬億,可是一年多來其結果連二○○九年四萬億刺激的短暫效果也沒有,中國經濟依然一路下行,且下行之路見不到頭!

死保國企:落後過剩產能難淘汰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報來看,它是以一系列的空話來敷衍當前中國經濟狀況的嚴峻以及中共的無奈。公報提出,要通過「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的辦法來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實行減稅政策;公報在多年不提調控房地產之後,提出要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同時要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公報還提出二○一六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公報多次提到最近才提出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些提法無不表明中共面對今天的中國經濟,想以一種供應學派的經濟理論來對付之。
眾所周知,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戰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似乎已經走到頭了,標誌性的事件是列根總統和撒切爾首相上台執政,美英政府的經濟政策從凱恩斯主義向供應學派的轉變幫助美英經濟成功擺脫衰退,並贏得了二十年經濟繁榮。
依靠供應學派的經濟政策能幫助中國經濟擺脫衰退嗎?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當前中國經濟低迷下藥,原本是不錯的。中國經濟再依靠政府投資、依靠外貿出口,難以拉動中國經濟發展了,擴大國內市場提高內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唯一出路。而擴大內供是擴大內需的一種手段也是一條現實的途徑。
但是這種擴大內供,基本應該是擴大民營企業的內供。讓私營企業作決策,有市場價格作指引,出錯的機會大減,試錯的成本低時間短,遠比政府決策政府項目的轉彎來得快來得方便。
可是現在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首先是增加政府投入,增加國企的供給,即使要改革國企,改國企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仍然是國資為主,國企吸引民資,實際上是在擴大增強國企。而國企當今的情況是,不僅效率低下,而且其供給能力太強而不是太弱,因為難以淘汰的落後過剩產能幾乎都在國企。

供應學派作用不了非市場經濟
凱恩斯理論的一個重要特性是國家干預或者是政府干預。共產黨國家的計劃經濟,一切出自政府及政府官員。相比而言,凱恩斯理論是建築在自由經濟社會上的國家干預。當中國經濟稍稍放開一些,有了一些市場元素,在此基礎上進行國家干預。中共做來自然駕輕就熟,且在一定程度上自會有些成績。
供應學派則不然,它認為一個國家國民生產增長率主要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主要生產要素的供給及其有效使用;企業和個人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都是為了謀取利潤和報酬,取得實際收入。主張充分發揮自由市場對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的調節作用;政府的稅收應該成為刺激供應、增加生產和實際收入的工具。
要使供應學派政策有效,其作用對象必須是自由市場經濟體。中國改革開放了三十多年,市場經濟體制依然沒有完成。其最顯著的標誌便是,國有經濟依然佔整個經濟的統治地位,一切非國有企業須依附之。國有企業不是不要市場不要利潤,但它的市場可以通過政府由其壟斷,它的負責人是由政府任命的。因此國企國有經濟首先是向政府而不是向市場負責。這樣的經濟體,供應學派政策應用上去是不會有作用的。
具體來看,供應學派一大主張是減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說要減稅。可是,中國本來就是窮人稅負不輕,富人稅負不重,減稅豈不是讓富人稅負更輕嗎?而黨政開銷依舊,普通百姓的負擔更重。在這亟需淘汰落後過剩產能的時候,同樣為企業減稅,實際上就是國企負擔更輕,那是在幫助國企繼續保留落後過剩產能。
中共一直稱供應學派是「資產階級學派」。的確,「資產階級」的供應學派理論救不了當今中共的國有經濟。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盡頭,一黨專政及其國有經濟擋住了經濟好轉的所有出路。然而中共是不會放棄一黨專政和國有經濟的,那麼中國經濟就只能看不到出路。所以,二○一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顯得特別低調。至於會議背後的政治權鬥,還要拭目以待。

來源轉自:
【2016年1月號 動向總365期 張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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